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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与暴烈(上)摘抄

2020-05-12  分类: 读书笔记  参与: 人  点这评论

书名:美与暴烈

作者: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

[1]

我无法相信西方的原罪,因其不可见,但在封建时代,我们相信罪恶潜驻于我们身体的内部,因此,如有必要揭示自身的恶,我们必须剖开肚腹,将可见的罪恶掏出来。这也是武士意志的象征所在。众所周知,切腹自杀是最为痛苦的死法。他们愿以如此悲壮残忍的方式赴死,正是武士勇气之最好证明。这种自杀方式是日本独创的,任何外国人都无法模仿炮制。—— 三岛由纪夫


[2]

毫无疑问,三岛由纪夫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国际知名度的日本人,除了在罗德里克曾提到的那些身份领域所取得的业绩之外,可能还有别的魅力,比如;演说时的魄力。甚至在他去世后的二十五年里,他仍然是代表日本的声音,仿佛他根本就不曾消失,仍在接受媒体一个又一个的采访。对于他的祖国,他描绘了一幅独一无二的经典画面,却将他自己置于残酷惊人的形象中,现代日本没有第二个人能匹配这番矛盾的形象,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彻底地表达自己。有民谚说:钉子冒头就要锤平。日本人并不喜欢站出来叫喊,都害怕因此成为众矢之的:被锤平。但三岛由纪夫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看似如此又绝非如此的悖论式人物,当这个时刻来临时,他把自己“锤平”了。


[3]

一个自卫队长官站到了房间前面的讲坛上。他宣布说:“他们死了,三岛和另外一个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死了’?”

“他们的头被切下来了,是的,切下来了。他们把头切下来了,切下来了。我跟你们都说了,头被切下来了。”


[4]

听到三岛由纪夫这次行动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战后至今,日本不再有切腹自杀仪式,如果大多数日本人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那么结论也该是如此:切腹仪式已然灭绝。而此时,三岛已经是这个国家最知名的人士之一了。

警方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一开始,东京都警视厅的官员们根本不相信得到的现场报告。一个高级官员被派去传令;“只要身体还有温度,你们就要尽一切可能挽回他的生命。”

日本媒体也彻底陷入茫然状态。日本大报《每日新闻》的记者为了赶在当天下午出报,在市谷现场向报社打电话口述报道。“快回去确认一下你说的事实情况!”办公室里,接电话的编辑一边敦促他,一边草拟了标题——“三岛重伤,急送医院”。

身在东京近郊家中的平冈梓——三岛由纪夫的父亲——刚刚悠闲地抽完烟,正在安静地看电视,这时,电视屏幕上初次出现“三岛事件”的字幕。

“三岛由纪夫……袭击了市谷自卫队基地。”

平冈梓心想:“现在我不得不去向警官们道歉啦,还有牵涉到的其他人。真是个大麻烦!”

接着,电视里又出现第二条字幕;“切腹。”平冈梓才开始担心,儿子的右手想必也受伤了吧。但无论如何,现代医学还是可以仰仗的吧。

接下去的解说便是:“斩首。”

“我当时没有特别惊讶。大脑拒绝接受这个消息。”事后平冈梓回忆时,这样说道。


[5]

三岛的童年无疑是阴郁的。不愉快,不仅因为祖父定太郎事业的衰落,更本质的问题来自这个家族内部的矛盾,这是由三岛的祖母夏子引发的——“名门世家出身的祖母,憎恨和轻蔑祖父。她有孤高不屈的灵魂,疯狂的诗一般的灵魂。”一直以来,夏子就以家庭户主的身份自居,不仅凌驾于丈夫定太郎之上,也完全压制了儿子梓的生活。她对丈夫的憎恨源于对他卑微身份的不屑。定太郎缺乏夏子的祖辈和世家所拥有的贵族武士精神,是个待人和气、心底快乐又略带轻浮的男人,三岛也继承了这些特点。


[6]

夏子拥有不可言说的魄力,随后接二连三地挫败了倭文重想夺回儿子的企图。但令人颇为好奇的是,她竟然把公威当成女孩子来培养,而并非是一个“孙子”。小公威的身边始终都有一个女佣服侍着、看管着,尽管这让他觉得丝毫没有自由,颇受干扰;祖母夏子也不允许他在房子里跑动,更是杜绝他走出家门;他必须整日整夜待在一楼,身边不是有他的祖母做伴,就是女佣。小公威根本不能按照心愿随意玩耍。倭文重是这样描述的:“公威很喜欢挥舞尺子,还有其他长条的东西,可是母亲会当场没收这些玩具,因为它们‘太过危险’。公威绝不敢违命,默默顺从。我真是替他感到难过。”

这些严苛的规矩都是为了满足夏子的要求:“母亲的坐骨神经痛让她对声音特别敏感,尤其是神经痛发作的时候,就更加神经质。诸如玩具汽车、嘎啦嘎啦响的玩具手枪这样的东西一律被禁止。”虽然如此,夏子依然会严厉驳回任何一个可能夺取她对公威的控制的举动。“每当外面天气晴朗的时候,我都想带他出去走走。可是每次都不可能成功,母亲会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禁止我们外出。所以,公威始终待在她那阴暗、沉郁、充溢着疾病气息的房间里。”


[7]

自体中毒症并不是一个西方人所能理解的医学术语,只是日文的直译。公威的症状在《假面的告白》中有所描述:“五岁那年元旦的早晨,我的嘴里吐出了红咖啡果似的东西。家庭医师前来诊治后说:‘没救了!’他给我注射了强心剂和葡萄糖,我就像挨了针扎似的。我的手腕和上臂已经两个多小时号不出脉搏了。”根据日本小儿科医师中村清博士的分析所言:“这种病通常出现在敏感、聪敏,但又被过分娇宠的孩童身上,他们的父母可能太想把他们培养成‘好’孩子了。”究竟是什么引起小公威的病症是无法考证的,但我的猜测是:病情要“归功于”夏子暴怒无常的脾气,后来,这些症状不定期地反复出现,直到公威上小学才痊愈。


[8]

照片上,公威罕见地被带去一个公园玩儿。他坐在一匹木头玩具马上,神情涣散,身躯单薄,活像一只被抽走空气的气球;他懒洋洋地靠在马头上,穿一件水手服,下巴抵在胸前。看起来,这个孩子随时都可能虚弱地倒下来。


[9]

终其一生,三岛由纪夫都很担心自己被人毒杀。一个曾在1967年和他一起去曼谷的朋友告诉我,他总是处在紧张状态,担心四周有危险潜伏。“在当地餐馆,他除了煎鸡蛋,别的什么都不吃。不吃泰国菜。还在宾馆里用苏打水刷牙。整日精力充沛。”自从他得了自体中毒症之后,祖母夏子就严格规定了他的食谱,这也可能造成了日后他对食物中毒的过分恐慌。“迄今论吃鱼,我只懂得吃比目鱼、鲳鱼和家鲫鱼这类白肉的鱼;论土豆,我只认得吃捣碎并经过筛滤过的土豆泥;论点心,则禁止我吃带馅的,净吃味道清淡的饼干,或华夫饼这类酥松饼干,或是其他干点心;至于水果,只允许吃切成薄片的苹果,中国柑橘也只能吃一点点。”

母亲倭文重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他幼年的饮食;“公威五六岁的时候,母亲允许我带他出去,但只能在无风晴朗的日子里。因为丈夫为了这个问题和母亲争执了许多次,母亲终于作出了一些让步。母亲还精挑细选了三个女孩来家里陪公威玩儿。他们全都挤在母亲的病房里,只能玩些搭积木、折纸、过家家这样的游戏。到最后,我几乎放弃了所有希望,只给他读读故事,陪他画画。他就此迷上了画画……而且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年仅五岁就能写字了。”


[10]

“在(堂妹)杉子家里比在自己家里自由得多。企图把我夺走的假想敌人——也就是我的父母——不在这里,祖母放心地让我自由了。没有必要像在家里时那样总是限制我在她的视野范围之内,以便随时可以把我逮住。”但这对于公威却是艰难的经历。“我感到很不自在,犹如病愈初学迈步的病人被强迫接受一种无形的义务一样。毋宁说,我迷恋怠惰的卧铺。在不言不语中,我被要求成为一个男子汉。不合心意的表演便开始了。”于是,公威要求两个堂妹一起玩打仗游戏,他跑进花园里,用嘴模仿机枪发出的哒哒哒声,看到堂妹们追来,又逃进房子里,佯装中弹,倒在客厅地板上。“我想象着自己扭动着身子倒下去的模样,觉得异常高兴。在自己被击毙的状态下涌出一股不可言喻的愉快感。纵使真的中弹,我想大概也不会痛吧。”

三岛对这一幕的刻画几乎能折射出他的一生,也涵盖了他的自杀。“映现在别人眼里的我的演技,对我来说是一种试图还原本质的要求的表现。映现在别人眼里的自然的我,才是我的演技。从这时候起,我才朦朦胧胧地开始理解这种机械论。这种非本意的演技促使我建议:玩打仗的游戏吧!”


[11]

祖母对公威的影响力最为巨大。她一方面把他当作娇贵的日本小姑娘来抚养,另一方面又教会他做人的清高和傲气,将她本家的贵族武士精神慢慢地灌输给他。夏子曾说:“你必须尽你可能做到高贵。”在待人礼仪方面,三岛的一言一行都能映照出当年夏子的影响。甚至三岛在成年后,反而觉得“不拘小节”是困难的,他主动地去学抽烟、训练自己的酒量,但他却并不享受烟草和烈酒,想落拓不羁的三岛却恰好反映出夏子所希望的那样,是一个严于律己的好榜样。夏子强悍逼人的个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三岛的个性形成:就算他已是功成名就的著名人士,甚至戴着武士的面具自居,可是三岛仍是内心过于敏感。甚至脆弱。别人的言谈举止很可能不经意间伤害到他,或是影响到他,而且,即便是明显地无法去爱,他还是渴望别人能好好爱他。但是,一旦真的获得爱的回应,他却第一个躲开了。

是祖母带给他如此两重矛盾的个性。一个三岛是个性强硬的,敢于决断,尤其拥有操控身体的惊人意志力,他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一台精密的机器,制定计划,有目的地寻找性快感,追求成功改造肉体的满足感。但另一个三岛却甘愿退出生活。我曾经在和他的交往中清楚感受到这两个三岛的存在。但几乎所有人能看到的是强悍的三岛,而绝非是害羞的、总在退缩和犹疑中的小男孩。


[12]

独自在家时,年少的三岛会以奇特的方式发挥自己的绘画天赋。“要是我觉得武侠杂志的卷首插图的构图不充分,我就用彩色铅笔先把它临摹下来,以此作为基础,加以充分的修改。我摹画的是捂住遭枪击的胸膛、跪着的马戏团青年,还有从钢丝上坠落、头盖骨破裂、半边脸泡在血泊里的走钢丝的演员等等。”他把这些画都藏在抽屉里,但有时人坐在学生院的课堂里,心里却产生恐怖的联想:家里会有人偷偷翻看而发现这些画,一想到这种事情,就再也没心思听课了。

就是在这种微妙的青春期开始的当口,公威搬入了父母的家。一个和平冈家世交三十多年的朋友对我描述了这种状态对少年公威的影响:“当三岛和母亲同住之后,他深深爱上了这个又可怜、又美貌、曾被婆婆狠狠虐待的女人。因为他们分开了那么久,现在母子终于团聚,但不管怎么说,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团聚。”倭文重在自己的后半生中,一直把三岛当作自己的“情人”。在他切腹自杀之后,她说;“我的恋人回归到我这里了。”三岛则以更深厚的爱回馈母亲的这番爱意。他对母亲的爱那么深重,相比之下,可能其后一生中都不再和别人有过如此亲近、如此贴心的关系。


[13]

公威自1937年进入中学之后,就定期在学校刊物《辅仁会杂志》上发表作品,母亲就是他最忠诚、最早的读者。相较于小学,中学老师更看重三岛初露锋芒的才华,认为他的写作富有冒险家的开创精神,喜欢使用冷僻的词语,句式结构也不同一般。而且,他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好,成绩越来越稳定。他再也不是学生院小学校里那个经常缺课的弱小男孩了。

接着,公威的写作热情遭到了父亲的极力反对,矛盾升级后,演变成父母双方的冲突。平冈梓被公派到大阪整整两年,1939年重新回到东京和家人团聚,发现大儿子的写作势头非但没有消灭,反而越来越旺盛了,这让他很气恼。有一次,梓还冲进儿子的房间里,翻箱倒柜,发现了那些画着流血图案的画纸,一气之下撕了个粉碎。公威哭着跑去找母亲,是母亲耐心相劝,还送上茶点安慰伤心的儿子。从此之后,公威特别留意藏好书稿和画作,就怕被父亲发现。

倭文重是当之无愧的“保护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对儿子写作的支持和鼓励。她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写作的欲望却被家庭阻断了。她虽然没有成为作家,但基于对文学的热爱,迫切地想书写自己,于是,公威就成了她的代言人。倭文重没有婆婆夏子那种鲜明的个性,对文学的品味也不如婆婆(例如,夏子对文风诡异、想象离奇的泉镜花情有独钟,颇有见解),但无论如何,她要比丈夫更钟爱文学和艺术。


[14]

三岛刚进中学时,结识了学长坊城俊民,他印象中的三岛是“一个太过瘦弱苍白的男孩。他总是发出特有的大笑声。他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我们都被他的学识所震惊。虽然我们相差八岁,他很听我的话,但也会指出我言谈中的漏洞。从某种角度讲,他从那时开始就超越年龄了。”


[15]

三岛上了中学之后,成绩突飞猛进,名列前茅,尤其是早熟的文学素养令他和学长们不分上下,每一期校刊《辅仁会杂志》上都有他的作品。我们几乎能从他的第一篇小说《酸模》中窥见反映在日后的三岛名著中的诸多特色:反讽而高雅;远离劳动阶层,聚焦上层人物;在残酷中享受癫狂般的喜悦。俊民所言极是,“他是超越年龄的”,三岛由纪夫的品味定型于青春期,其后历经多年也没有改变。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从益田将军办公室大步走上阳台的三岛同样戴着刺眼的白手套,上面沾染的鲜血,其情形,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多年前,少年时代的三岛和近江从浪桥上跌落,白手套蹭上了泥污。


[16]

三岛十五岁时,主要的兴趣点是在学校课程和文学读写上面。至于体型,仍和坊城俊民描绘的十三岁的他那样:孱弱而苍白,还饱受贫血症之苦——他自认为这完全是由“恶习”引起的,但毋庸置疑,相对于小学时代,他的身体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尤其能够集中神思,远胜于其他同学。在全班六十名同学中,三岛始终名列前茅,各项科目的成绩都是优秀。可是,这样的好学生却并没有活在当下,同时代的社会大事几乎都与他无关,同龄伙伴也很少能给予他影响,早熟的智慧将三岛和他们隔绝于两个层次、两个世界。三岛的父母又借口身体太弱,经校方同意让他破例免除寄宿,这也加剧了三岛和外界的隔阂。


[17]

这时候他的阅读范围包涵了日本著名小说家谷崎润一郎、里尔克、雷蒙德.拉迪盖和奥斯卡.王尔德,并殷切期盼有朝一日自己能仿效拉迪盖,而王尔德的颓废之幽美也撩动起他心中的写作欲念,尤其是《莎乐美》——他最喜欢的王尔德剧目。


[18]

三岛由纪夫在《假面的告白》中写道:“在炽热的好奇心方面,我们都经历过完全相同的青春期。到了这个时期,少年对女性的事似乎都会胡思乱想,都会长粉刺,都会终日觉得昏昏沉沉,都会写些甜美的诗。”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当别的少年“似乎从‘女’字受到了异常的刺激,只要心上闪现一个女字,他们的脸就会飞起一片红潮。可是,我对‘女’字向来就不曾有过相比对铅笔、汽车、扫帚之类的字更深的印象”。在体会到自己有别他人的同时,三岛并不感到自己有多另类,“归根结底,我什么都不知道。诸如除我以外的少年们每晚都梦见女人们——即便只是前一天在街角偶遇的女人——她们宛如从夜间的海里漂浮上来的美丽的海蜇,张开濡湿的嘴唇,数十遍数百遍地没完没了地唱着无法听懂的歌……”他对自己的性冲动方式感到一点别扭,还变得“狂热地渴望接吻”,接着又蛊惑自己、说服自己相信这种欲念只是动物般的本能,就这样,在迂回曲折的内心活动之后,他用表演和伪装掩盖了真实的自己。无意识的罪恶感就这样顽固地滋生出来,他认定自己在扮演一个有意识但又虚假的角色,“这种欲望就是戴着假面具表现出来的东西吧。说不定我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甚至连自己都无法否定的人了。”


[19]

从《鲜花盛开的森林》一文开始,三岛采用了笔名:三岛由纪夫,亦即其余生一直使用的名字。当时是1941年的夏天,编辑部同仁在目白清水文雄的家里开会,清水文雄提出这篇文章最好使用笔名,因为作者还太年轻,只是个中学生。他建议用“三岛”这个姓氏,三岛是个地名,位于富士山和南方海岸线当中,在三岛能看到最美的富士山雪景。接着,清水文雄还提出了名的建议:Yukio(来自日文中“雪[yuk]”的读音)。于是三岛和文雄便开始商议用哪几个汉字,“三岛”两个字并无争议,但“Yukio”的写法却有很多种选择。公威自己写下了“由纪雄”,文雄建议改为“由纪夫”,以便显得更有文辞装饰感,尤其是另一位著名诗人伊藤左千夫的名字里也选用了“夫”这个字,更增添了这个笔名的文学家气质(三岛由纪夫的父亲后来颇有敌意地说,这个笔名是儿子翻动电话簿时用铅笔偶然扎中的。这个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20]

一位当代三岛由纪夫研究专家、历史学家桥川文三就曾如此评价:“要想解释三岛由纪夫的切腹自杀,最好就是参照其在战时的青少年经历。”战争即刻改变了少年三岛的生存处境,他和其他学生院的男生们一样坚信:等待他们的校园生涯之结局必定是入伍征召,以及几乎是确定无疑的死于战场。


[21]

1942年3月,三岛十七岁,从学生院初中部升至高中部。从以下的成绩表来看,绝对是品学兼优。全班共有六十名学生,他连续三年获得第二名,没有夺得桂冠的主要原因是在唯独有一个学期的体育没有得到全A。


[22]

同样全A的课程还有:书法、英语、历史、地理、数学(几何和代数)和化学。只有体育课程中的体操、操练和武术得了A-。相比小学和初中,出勤率也有了明显提高。病恙几乎不再影响他的学业了。


[23]

战争一开始,伪善的禁欲主义就在这个国家风靡起来。高等学校也不例外。即使进入高中,我们入初中时所憧憬的“留长发”的愿望也不可能得到满足。流行穿漂亮的袜子也成为过去式。随便地增加军事训练的时间,并策划着各种愚蠢的革新。—— 三岛由纪夫


[24]

尽管留着不满意的发型,三岛仍然是高中老师新关良三心目中的明星学员。在老师的帮助下,三岛开始研习德国文化(文学和法律)。同时加入了文艺部,即学校的文学社团,很快便成为社团主席,三岛还同时担任班长一职。


[25]

我信仰人应在这个年纪死亡。我确信,死于青春——便是我们国家的文化。—— 莲田善明


[26]

虽然我的文体富于对句,具备那种老派作风的堂堂的分量,并且也不乏品格,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保持典礼式的庄重步伐,就连通过他人的寝室也要以同样的步伐走过去。我的文体像军人一样,总是挺着胸膛。于是,就蔑视他人那种或驮着脊背、或斜着身子、或弯着膝盖,更甚者或摇晃着腰板似的文体。—— 三岛由纪夫


[27]

这期间(战争初期),我学会了抽烟,还学会了喝酒。所谓学会,也不过是模仿抽烟,模仿喝酒罢了。战争奇妙地教会我们一种感伤的成长方法。那就是考虑到二十几岁就割断人生,今后的前途就什么也不考虑了。我们觉得人生这玩意儿是奇妙的轻飘的东西。—— 三岛由纪夫


[28]

甚至连战争,我都觉得像孩子般高兴。我真正相信我即使被子弹击中也不会痛得过剩的梦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现出衰颓的迹象。连预想自己的死,也使我由于未知的喜悦而颤抖不已。我仿佛感到自己拥有一切。—— 三岛由纪夫


[29]

后来,富士正晴回忆起1943年初次与三岛由纪夫见面的场景,“三岛君是个相当讲礼节的年轻人,面孔苍白得吓人。他有个大脑袋,眉毛又粗又黑。我把他介绍给诗人林富士马,当时林君要给三岛君上啤酒,被三岛婉言谢绝,态度坚决,却甚是彬彬有礼,于是,林君登时对他刮目相看,喜欢得不得了。”三岛希望富士正晴能出版自己的书,但这看起来非常困难。当时,出版物都要通过军方的审查制度,许多日本知名作家都因此无法顺利出版书刊,但这倒并不是三岛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他拥有文坛和出版社的支持和肯定。关键的问题是纸张匮乏。战事抢占了所有资源,几乎找不到纸来印刷《鲜花盛开的森林》。


[30]

三岛投考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主攻德国法律。三岛当然想学习文学,但平冈梓坚持己见:既然是选择事业,就一定要慎重,只能是法律!他非常希望儿子能顺当地进入政府机关。后来,三岛自己也评论说:“我唯一要对父亲表示感激的事情便是在他的强迫下,我在大学里选择了攻读法律。”平冈梓的选择是正确的,但并不是因为他所提出的理由,而是因为三岛最终发现:法律对思维有促进作用。


[31]

我对战争期间流行的死的教义有着官能上的共鸣。我想,万一“光荣战死”(虽然这对我是很不相称的),实际上等于讽刺地结束了人生,埋葬在墓底下的我的微笑的种子,还是会永存的吧。所以,一听到警报声,我就比谁都快递逃进防空壕里。—— 三岛由纪夫


[32]

这大工厂是建立在不考虑回收资金的、神秘的生产费用上,被擎向巨大的虚无。由是之故,每天早晨都得念诵神秘的宣誓。—— 三岛由纪夫


[33]

我不曾见过这样奇怪的工厂。动员诸如现代的科学技术、现代的经营方法、为数众多的优秀头脑的精密而合理的思维,都是为了奉献给一样东西,那就是“死亡”。这座专门生产供特工队用的零式战斗机的大工厂,使人感到它本身在鸣动、在呻吟、在哭泣、在怒吼,活像一种阴暗的宗教。—— 三岛由纪夫


[34]

夜行列车的窗玻璃碎了,我避开从破口卷进来的风,高烧的寒战和头痛折磨着我。我自问:要回到哪里去呢?回到多亏父亲万事优柔寡断而还没有疏散的可怕的东京家里去吗?回到包围着那个家的充满黑暗与不安的都市去吗?回到彼此睁着一双双家畜般的眼睛探问“不要紧吧,不要紧吧”的群众中去,还是回到那座全住着烦恼于肺病的彼此以毫无抵抗的表情聚在一起的大学生的飞机工厂宿舍去呢?—— 三岛由纪夫


[35]

我为什么要说诸如近半年来一直在发低烧,肩膀酸痛得难以忍受,或者吐血痰了,还说什么实际上夜里出虚汗了呢?(当然啰,我服了阿司匹林嘛)在宣布我即日返乡的时候,我为什么竟然感到涌向脸颊的一股微笑的压力,欲图掩饰都费了好大的力气呢?我为什么一出营门就那样奔跑起来呢?我是不是背叛了自己的愿望呢?—— 三岛由纪夫


[36]

三岛的确对征兵站的医生撒了谎,但这个谎言却对他的事业生涯至关重要。只是因为这个谎言,他不用服兵役了。即便服兵役,哪怕只在军队里待上少许时日,他后半生的世界观就会多多少少失去唯美的纯粹。三岛面对自己当时对军医所作反应的评价是相当清晰的:有一个声音在对他自己说话,宣布他“永远不会获得足够的荣耀去评价从军队所意味的‘死亡’中逃脱出来的我的生”。同时,第二种声音却说服了他,“我本来就不曾想过死,哪怕是一次也罢”。他是想要参军打仗,但那是因为“我曾隐秘地希望战争最终能够满足我心底那奇异的感官欲望……我无法作为单独的一个人死去。”因而,第三种声音也出现了,“我宁愿感到我是被‘死亡’遗弃的人。对我来说,这种想法是多么不受欢迎。甚至可以认为,这种心灵上的快乐程度,差不多都是邪恶的东西。”


[37]

他们躲避在防空壕里,“东京上空燃烧得一片通红。不时发出爆炸,火光反映到苍穹,透过浮云的缝隙,可以窥见奇异的蔚蓝色白昼的天空……无力的探照灯,简直像迎接敌机的所谓探空灯一样,在它的淡淡的光束成十字形的交叉点上,不时地映出敌机机翼的闪光……B-29轰炸机可以很容易就到达东京上空”。三岛观望着躲在同一个防空壕里的人们,当看到有飞机被击中而坠落时,他们兴奋地鼓起掌来,并不管被击落的究竟是美国飞机还是日本飞机,“每次目睹以通红的天空为背景的坠落的机影时,观众都一齐喝彩了。尤其喧嚣的,是少年工们。从这里那里的防空壕里响起了犹如剧场里的掌声和欢呼声。在远处旁观,我觉得坠落的是敌机也罢我机也罢,本质上是没有太大差别的。所谓战争,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38]

这年夏季异常炎热。三岛在《太阳与铁》中曾写道:“我第一次无意识地与太阳邂逅,是在1945年战败的夏天。苟烈的太阳照射在战时和战后的分界线的茂盛夏草上,这个分界线只不过是一道已经开始毁坏的铁丝网,一半埋在夏草里,而且向四面八方倾斜。”

8月6日,三岛得知:广岛被原子弹摧毁了。三天后,另一颗原子弹投向了长崎。“这是最后的机会。人们盛传下一个城市就是东京。我穿着白衬衫和白短裤在街上转悠。事态发展到自暴自弃的地步,行人们反而露出了明朗的神色。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仿佛吹得鼓鼓的气球眼看就快破而未破,还像不断增加压力时那样的明朗,时运亨通。尽管如此,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种日子,倘使再连续过上十多天,肯定会发疯无疑。”


[39]

三岛和众人一样,“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开始日常生活”。他写道:“我带着暧昧的乐观心情度过了连续一年的时光。泛泛地学习了法律,机械地走读,机械地回家……我什么也不关注,也没什么来关注我。我学会像年轻僧侣长于世故的微笑。我没有感觉到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亡。”尤其是,“那种天然的自然自杀——由于战争造成的死亡——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了。”

不过,他毕竟只有二十岁,还是一个易于冲动、易于被刺激的年龄。“真正的痛苦渐渐而来。那简直像是肺结核,自觉症状的时候,病情就已进入不易治愈的阶段。”后来,三岛经常提及自己如何度过战败后的岁月。“我的生命被劈为两半。不幸攻击了我。”战争强加于三岛和同龄青年的死令已经解除了,但他们整体的价值观却受到根本性的动摇。对三岛来说,这样的打击更是致命的。在战时,他把自己设想成一个绝世天才,拥有他这个年龄段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可战争结束了,他又变回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桥川文三就曾说过:“战争的压力一旦消失,他就失去了平衡感。”

正当三岛沉浸在失落的悲意时,妹妹美津子的去世便犹如雪上加霜。三岛很喜欢他的小妹妹。美津子由于伤寒死于1945年10月。三岛留在医院里陪伴妹妹度过弥留时刻,手里捧着法律课本,有心无心地看着。“我递水给她时,她对我说‘谢谢,哥哥’,我永远忘不了她说那句话时的样子。”他这样对母亲说道。美津子只有十七岁,就读于东京圣心学校。平冈家一个熟人忆起当年,曾说:“美津子死了,这对公威来说真是太遗憾了。她让他感受到不同于严苛的祖母和溺爱他的母亲的女人的想法。美津子又顽皮又大胆,她对于公威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谈起她的时候,他会这样问:‘她到底会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呢?’他实在无法理解一个正常的女人。”


[40]

“他说三岛常常往他的信箱里投一些手稿和信件。但是志贺君不太赞赏三岛的作品,他说:‘他的小说统统都是梦幻。它们并无现实性。这些小说并不好。’”野田也曾把这些评价转告给三岛,并且鼓励他继续创作,多写些浪漫故事,希望这个少年作家能通过多写浪漫而自我治疗过剩的唯美感。“后来,他写成了两个浪漫的短篇小说带来让我看,那天刚下了大雪,整个东京银装素裹。那天他极其严肃的模样令我至今难忘。”

但是,野田对三岛带来的新作相当失望,那便是在他战争末期的神奈川的海军工厂写成的《海岬的故事》。“那不过是一篇有点小聪明的职业化小说。我就把这种想法告诉了他,他回答说,自己对这部小说有相当强的信心。接着我便问他,他是想当一个独特的小说家,还是想当一个众人皆知的流行作家,他断然地回答说,是后者。”野田便失望地婉拒了他。三岛不得不再开始寻找新的提携人。他急于打破现状,在战后的文坛崭露头角,他知道自己需要一个在文坛享有盛誉、资格老道的“大人物”的支托。而依靠他自己微薄的力量、疏淡的人际关系,恐怕难以即刻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于是,借助于野田的介绍,他才终于有机会拜见川端康成——日本文坛最知名的作家之一。

野田回忆:“当他的作品看等于《文艺》之后……他只来看望过我一次。那次就是为了让我帮忙将他引荐给川端先生。”三岛似乎很有本事甩掉对他的发展没有帮助的人,而野田显然因此与他不和。“战后,他如愿成了一个流行小说家,但当年那个清新的、认真得几乎严肃的少年三岛却从此消失了。我意识到,三岛已经不再使用平冈公威这个本命,而彻底生活在‘三岛由纪夫’这个笔名之下,而这个笔名就仿佛一个真实的人的自恋的投影,是貌似‘香港花’一般的影子。”香港花,指的是战后涌入日本的香港制造的廉价塑料花,就好像日本的廉价商品也潮水般涌入美国那样,因此被认为是仿造物的代名词——是真实的事物的“影子”。


[41]

1946年的新年假期里,身为法律系大学生的无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带着手稿前去拜会川端先生,令他惊喜地读到一篇描写学生院同性爱的短篇小说。川端康成对此赏识之极,认为创作之佳,足以推荐给文学杂志。就这样,这篇名为《香烟》的短篇小说发表于当年夏天的《人间》杂志上。三岛由纪夫凭借此文正式登上战后文坛的舞台。

能得到文坛巨匠川端康成的扶持,三岛欣喜若狂。新作家需要前辈作家提携——这在日本文坛是一直以来的惯例,对于三岛来说,川端康成能立刻领悟自己纯然的感性,更能洞晓字里行间透露的内心隐秘,因而,理应没有比川端先生更合适的人选了。年轻的三岛本以为能就此一夜成名,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刊登出来的《香烟》反响平平。甚至于,一些熟悉他的作家朋友们都没有重视他战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三岛颇有点心灰意冷,失望之际,他决定信服父亲的想法:他可能真的不该将一切希望寄托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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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其实非常相像,都是自命不凡、恃才傲物;也都极想将自己塑造成普罗大众心目中的伤感英雄贵族;并且,都沉溺于对自杀的向往中。因此,两人的诸多类同点令三岛警觉起来,对这位太宰治毫无喜悦亲切之情,这并不是看其作品所产生的反感,而是针对个人的、“生理上的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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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比较一下三岛和太宰治以及他和川端康成的交往方式,会看出非常有趣的不同。他只见了太宰治一次,并反应过激。若不是太宰英年早逝,他俩很可能成为莫逆之交。甚至于这位长发零乱、面色永日苍白的太宰治之自杀事件也能作为注脚,证实两人的酷似之处。相比之下,三岛和川端康成绵延二十五年的友情却要平缓得多。三岛由纪夫并没有对所有朋友推心置腹的习惯,他总是和每个人保持一段距离,在这一点上,哪怕对待川端先生也没有例外。三岛和川端成了文学上的同盟友人,与其说两人的友情是私交,还不如说是建立在对文学、美学理解上的默契共鸣。川端康成的个性比三岛和太宰治温和许多,看似并不像会残酷自杀的人,但事实上,在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后第十七个月,川端康成在家衔煤气管,也走上了自杀这条末路。


[44]

在《假面的告白》中,他花费了相当长的篇幅记述了一段无望亦无果的恋爱,对方是名叫园子的女孩。但事实上,“园子”是三岛根据自己相识的上流社会家庭中的女性形象虚构出来的人物。三岛身为法律系大学生,极少参加时兴的战后舞会,即便难得去一次也是落落寡欢,根本不可能和同龄人开开心心地嬉闹。他总是孤零零地独自回家,这时候他还是和父母住在一起,战争一结束他们就搬回了在东京的家,他唯一的“消遣”就是沉浸于痛苦、在心神上自我折磨,他曾如此描述自己:“你不是人。你的身体是无法与人交际的。你不是人,而是一种奇妙的悲哀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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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三岛求过婚的女子曾这样对我说:“我无法想象自己和他结婚,他和他母亲太亲近了。她对我也很好,并没有任何做得不妥当的地方,但我担心一旦成了婚,我会夹在他和他母亲之间。更何况,我并不确定自己对他有深厚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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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康成曾为早于这本书、却反响平平的《盗贼》(1948年)写过序言:“我被三岛君纯熟的天赋所震惊,竟感到目眩神迷。与此同时又被他的文字扰乱了心神。他的新奇是很难理解的。有些人可能会从这部小说中得到判定后的结论:三岛是无懈可击的。而另一些人却能从中窥悟道他所有的深切的伤痕。”川端康成看透了这位年轻作家的内心,他深知自己亲手扶持起来的年轻人其实是多么脆弱,多么不堪一击。在这一点上,三岛的任何一位文友都无法像川端康成那样洞彻其心。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当三岛在二十二年后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后,川端康成为什么会感到难以遏制的自责:他痛楚地认为,自己对三岛的死负有某种责任。可是谁知道呢?像“阻止三岛切腹自杀”这样的事情是否在他的能力所及范围之内呢?川端也因此受到了深刻的伤害, 于是,悲剧再次上演于他的身上。


[47]

正值我耗时六年所著的超长篇四部曲《丰饶之海》即将封笔之际,承蒙东武百货店邀约,请求我允许授权开办三岛由纪夫文学生涯回顾展。我已笔耕四分之一世纪,理应做一次反省,审视自己走过的这段长路。一个作家,一旦回头去看自己的作品,就等于把自己逼入一条死胡同,但如果让旁观者来处置自己的过去又有什么坏处呢?因此,我只提出一条意见:我充满矛盾的四十五年似乎可以划分成四条河流,那就是——写作、舞台、肉体、行动构成的四条河流,汇总流向“丰饶之海”。—— 三岛由纪夫


[48]

展览会非常成功。前来参观的访客人数高达十万,且大多数都是男性。三岛曾在给学生院的导师清水文雄的信中提到,“看起来我在女性中间人气不高啊”。在展览会上,三岛公开了许多从未向大众披露过的照片,他的母亲倭文重也专程来看展览,当她看到一张自己年轻时的肖像照时不禁讶异万分。其实,这个展览会本身对于倭文重来说就是一次震惊,包括四壁包裹的黑色布幔。

她回家后问三岛:“那都是什么意思呀?为什么所有照片都在黑色布幔上呢?”

三岛回答说:“那只是提供一种视觉对比,能让你在更适合的氛围中看清照片。”

其实,这次展览就是三岛向大众的一次告别会。在展厅中央最显眼的位置上,就放置了他收藏的“关孙六”日本刀,这把刀长约三尺,是他重金收购得来的,随后的11月25日,也正是用这把刀,由森田高举砍下了他自己的头颅。

展览会的简介画册也是全黑色的背景,三岛写道:“来访者尽可从这四条河流中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一类,而无须遭受不喜欢的河流的席卷。对于那些追随我人生四条河流的人们,我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但我也相信,这样的追随者并不会太多。”


[49]

那时候,但凡去给文学社团做演讲和讲座,他一定穿着严谨的三件套西服,头发也必定是紧贴头皮那么短,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细节看起来都酷似当时司空见惯的日本年轻银行家或是志得意满的实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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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三岛的生活和书中描写的悠一的生活极有趋同之处。一位文友曾点评说:“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男孩儿的世界。”三岛曾光顾银座的一家名叫“布鲁斯威克”的同性恋酒吧,在那里结识了一名十七岁的少男艺人:丸山明宏,他正成为同性恋酒吧里的红人,后来进军戏剧界,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女装艺人。三岛和丸山一起跳过舞,但并没有恋情。根据丸山所说的情况是:“我不觉得他(三岛)很英俊,他不是我喜欢的型。”三岛显然并不能对这类酒吧情有独钟,那里仿佛是整个银座的缩影,聚集着搜寻丑闻的狗仔队和找寻目标的勒索犯,是完全被黑帮操控的小社会。因为三岛的理想偶像是如希腊雕塑般张扬男性魅力的男性,所以他尤其不喜欢那些女里女气的男人,正如在《禁色》中所描写的那样:“男人们跳着舞,这不寻常的玩笑,让跳着舞的人们脸上浮起微笑:他们自己不是被什么强迫着跳着,而是因单纯的玩笑驱使这样跳着。那微笑是反抗意味的微笑。他们跳着笑着,抹杀魂灵般地笑着。”后来,三岛曾写信给友人说:“我再也不打算去布鲁斯威克了。”


[51]

与此同时,母亲倭文重仍然占据三岛生活的中心地位。这时候,平冈一家搬到东京市郊较为时髦便利的目黑区绿之丘,到了晚上,倭文重会特意到儿子的房间,周到地布置好三岛晚上所需要的崭新稿纸、铅笔钢笔、茶具、水果、毛毯、眼镜等一切琐细物事。所以,倭文重依然是第一个拜读三岛作品的忠实读者。新居十分安静,很利于潜心创作。虽然三岛的弟弟千之于其性格迥然,谦卑有加,却也无甚抱负,这时候已经决定参加外交官考试,也从来不曾干扰过兄长忙碌而近乎狂热的写作。但父亲平冈梓还是改不掉嘟嘟囔囔的脾气,为了儿子的前途争辩不休,甚至于因为自己爱养狗,还强要三岛把爱猫扔掉。为了方便小猫进出他的房间,三岛命人在房门上开了个小门洞。每当他外出旅行,给家人寄明信片时也不忘给小猫写一张,并额外附言,嘱咐父亲在他不在家的日子里要体贴小猫。平冈梓说:“他有时一写就是几个钟头,而猫就趴在他腿上睡几个钟头,这简直让我受不了。”而三岛也反唇相讥:“父亲大人,您一定是有和小狗类似的大脑,所以才丝毫不能领会猫族的精妙魂灵。”


[52]

爱德华.赛德史蒂克曾翻译过川端康成的著作(后来也翻译了三岛的绝笔之作《天人五衰》),他在1971年的《太平洋社论》上发表文章,写道:“三岛的文风华丽,辞藻盛饰,有时似乎略显做作矫饰,但其关注的恰是日本民族其他写作者似乎已然抛却的日本语言之美。日本语历来慷慨善用乖僻的装饰性文辞,又颇好用进口香料和调味品来为本土精华增色增味,在这种方式上,日语与英语有共通之处。”三岛由纪夫“乐于”使用丰富多变的日本词汇。“与三岛由纪夫同时代的诸多作家会认为使用这种文风太多艰涩……唯有三岛君能信手拈来这些微妙暧昧、丰饶富裕的语汇,再加上短语引喻之旁征博引,使得哪怕相对来说较为博学的读者也需要在案头置备辞典。”赛德史蒂克教授还将三岛与乔伊斯相提并论:“他是能运用多种文体文风的文学大师……又能如此轻松自然、绝对自信,且相当高雅地使用古典文学语言,这令他傲视同侪,很可能成为绝无仅有的典范。因此,从这个出发点讲,三岛由纪夫可以被称为日本的乔伊斯。”


[53]

二十六岁的我,早已从内心底不相信曾是拥有那样深沉的热情的古典主义理念了。逐渐消磨自己的感受性并扬弃它,这种威势固然好,但我觉得这只是一种干枯。—— 三岛由纪夫


[54]

于是,产生的是现在的、瞬间的、时时刻刻的死的观念。对我来说,这也许正是真正非常新鲜的、真正肉感的唯一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是生来就得了这种难以根治的罗曼蒂克的病。—— 三岛由纪夫


[55]

至于我小说中的对话,我相信从某种程度来说,自己已经从日本式的严苛挑剔之风中游离而出了。日本作家很喜欢以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展现他们精纯的技巧,利用对话的形式表达人物的个性、气质和生活概貌。但是,对话和人物的个性和气质并无关联,对话仅是让读者阅读其内容的,而且归根结底,长段对话以相同的节奏不露痕迹地融入描写性的段落——这正是歌德小说的独特素质,也是德国小说普遍的特质。—— 三岛由纪夫


[56]

唐纳德.金当时也在纽约,是哥伦比亚大学日本文学助理教授。他回忆说:“我本来想去看看他,给他鼓鼓劲儿,但当时忙于各种讲座,实在抽不出空,所以才没有叫他出来。有一天,三岛到我的公寓来,事先也没有打过招呼,他说——很自豪地说,刚才他是坐地铁来的。我刚刚好要出门,就对他说了。接着,他以某种犹犹豫豫的方式,压低了声音,问我是否可以允许他一个人待一会儿再离开。”三岛是缺乏自信的人,因而总是无法遏制自己在他人面前显露弱点。金接着说:“那个场面真实让人难以置信——你想想吧,他是生活在60年代的人啊!”


[57]

他要求未来的太太既不能是装模作样的才女,也不能是追名逐利、好出风头的女人。他还列出了五项基本要求:第一,他的新娘必须怀抱着嫁给平民平冈公威而不是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心态;第二,即便穿上高跟鞋,她的个子也不能比三岛高;第三,她必须很可爱,圆脸;第四,她应该乐于照料三岛的双亲,并善于打理家常事务;第五,当三岛埋头工作的时候,她不能以任何借口去打扰他。这五条标准就成了中介人物色合适对象的基本准则。


[58]

新居的会客厅被布置成维多利亚样式,摆放了按照19世纪风尚打造的新家具;墙上也挂上了“古典”主题的油画;三岛还特意为朝向花园的大窗户配上了沉重而华丽的窗帘。他说:“这就是我的维多利亚盛景的美梦——或是噩梦。”若在一个地道的西方人看来,这些刻意的布景会显得有些不自然,而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这简直就是古怪。在花园里,他还树起了一座特大号的阿波罗雕像,配以方形基座,这是“我那可鄙的理性之象征物”。


[59]

向记者们描绘自家生活时,三岛总是表露出一副无忧无虑的姿态:“我认为的理想状态就是住在一所能够穿着夏威夷衬衫和牛仔裤,坐在一把洛可可座椅上的大房子里。”可是,他实际上是一个极端自律的人。


[60]

这是一个几乎没有经历过任何挫折而一帆风顺的男人,与此同时,他还对成功有着旁人无法企及的极度渴求,也下了极大的赌注。他曾说,在《镜子之家》里,他投入了几乎所有一切,是人生至今为止所有积攒起来的领悟——有身为男人、艺术家、小说家的所有精神和肉体的历练,都包容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除了上下两卷的《禁色》,《镜子之家》是当时三岛创作的篇幅最长的小说)。可是,舆论却将这心血之作不屑一顾地扔回给他。评论家之言尤为刺耳难听——除了奥野健男之外——几乎没有一个文学评论家声称喜爱此作,甚至有些书评说,这是三岛由纪夫“一次华丽的失败”。三岛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尚且善意的评语难以掩饰众人准备看好戏的心态:看看吧,年轻有为的三岛由纪夫走上了下坡路!所以在这种外部环境造成的压力之下,《宴后》赢来的赞誉声都还不足以慰藉三岛。他想要的,最迫切想要的,是重建自己的文坛地位。结果,他有生第一次,发现自己竟然缺乏猛冲向前的动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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