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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社会与人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的文化解读

2021-04-20  分类: 读书笔记  参与: 人  点这评论

书名:自我、社会与人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的文化解读

作者:丁林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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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特伍德对玛丽安个体精神世界的透视下,个体饱受妄想症的折磨,小说甚至对玛丽安的身体症状作出了临床上的细节描写。随着玛丽安妄想症的加剧,她逐渐演化为间歇性歇斯底里。她的“好朋友”伦恩在见到她的妄想症爆发之后告诉她:“没想到你是那种歇斯底里类型的人。”(74)玛丽安自己在小说结尾回想自己的这种非理性行为时也承认,她的行为就是“愚蠢的歇斯底里”(271)。传统上,歇斯底里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情感的激烈表现、过分敏感、恐惧,乃至身体的失控。查尔克(Charcot)把歇斯底里症划分为四个阶段:癫痫阶段(epileptoid)、小丑阶段(clonic)、情绪模仿阶段和精神错乱阶段(delirium)(Brofen 180-182)。在《可以吃的女人》中,作者对这些症状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突现出玛丽安在精神上的极度焦虑和不安。玛丽安的每一次歇斯底里发作都伴随着极端不稳定的情绪爆发,做出在旁人看来古怪诡异的行为表现。玛丽安妄想症的第一阶段就是癫痫。例如,在听到彼得的猎兔故事后,她感到自己仿佛“吞下了一只蝌蚪似的”,手边还“落下一大堆湿乎乎的东西”(70)。精神分析学家蒂第-胡波曼(Didi-Huberman)指出,在癫痫阶段,患者的行为表现为“对癫痫发作的模仿或者再现”(115)。玛丽安的“小丑”行为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的确难以理解。例如,在大街上,玛丽安忽然莫名其妙地奔跑起来,经过路人的时候还“朝他们咧咧嘴,有时还挥挥手”,她觉得“看到他们满面惊诧的样子,我忍不住要大笑起来”(72)。为了躲避“男人们的说话声和音乐”,她甚至钻到“床铺和墙壁之间的黑洞洞的缝隙里,那里凉飕飕的,舒服极了”(75)。一旦匿身其间,她却“自己也有点儿记不清楚为什么要钻到伦恩的床底下来”,连自己也觉得“这真太荒唐了”(76)。当邓肯把卡在她身上的床抬起时,她“往后倒退着急匆匆地爬了出来,活像掀开石头时藏在底下的螯虾那样”(78)。这和查尔克所描述的小丑阶段的行为非常类似,即“身体的变形和非逻辑举动”(Didi-Huberman 115),也就是他所谓的“可塑性姿态(plastic pose)”(Didi-Huberman 115)。精神错乱阶段是歇斯底里症的一个标志性阶段,主要表现为患者“尝试各种手段试图恢复正常”(Didi-Huberman 115)。当玛丽安惊慌失措地爬墙逃跑,并从墙上坠落下来之时,她被彼得接住。然而,玛丽安竟然瞬间由惶恐转为“无比的轻松”,并“不由自主地纵声大笑起来”(74)。在此,阿特伍德通过对这种戏剧性的行为和情感强烈反差进一步放大了玛丽安精神危机的严重性,而此刻她已经进入了歇斯底里症更严重的阶段。

玛丽安的歇斯底里症常常被女性主义批评解读为一种对抗性的文化病症。女性主义批评认为,歇斯底里症是女性身体的一个特质,它表达了女性对男权社会强加在自己身体上的审美和伦理规范的反抗,“是一种积极的沟通性的身体姿势的表征,因为歇斯底里症颠覆性地模仿了主导话语”(Humm 22)。这种解读把身体和精神症状视为女性个体的有意识行为,从文化上定义并赋予身体某种特定的表现形式。显然,这种解读更多地把歇斯底里症视为个体反抗社会机制的一种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精神症状的政治化解读,它认为歇斯底里症是男性对女性情感琐碎化的一种态度反应,男性通过这种方式把女性的行为视为身体的浅层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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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歇斯底里是神经官能症(neurosis)的具体表现。弗洛伊德指出,歇斯底里症在女性中更为常见,而拉康虽进一步把歇斯底里症定位在了精神的范围之内,却也认为歇斯底里症“和主体的性别状况有关”(Evans 79)。他认为,对于歇斯底里的女人来说,她所面临的问题是:“我是男人还是女人?”或者更精确地说,她的问题是:“女人是什么?”(Lacan, The Seminar 170-175)在拉康看来,歇斯底里和女性特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联系自中世纪就一直存在。这种解释似乎更加适合玛丽安的个案研究,因为对她来说,最大的困扰就是如何定义自我和女性、怎样做一个女人,以及怎样展现自己的“女性特质”(36),并和彼得维持舒适的关系。面对社会中出现的不同的女人特质,玛丽安感到无比迷茫。例如,她的高中同学克拉拉留着金色的长发,“就像中世纪的贵妇”,这样的外表令玛丽安觉得,克拉拉就应该是“所有人心中的女性特质形象”(36)。然而,恩斯丽对于“女性特质”的理解却又让玛丽安更加感到迷惑。对恩斯丽来说,生孩子是“深度实现女性特质”的一个必要步骤,而“问题的关键是完整(wholeness)”(41)。当玛丽安看到根德里奇太太“胖得像火腿的臀部、长满褶皱的脖子和布满毛孔的脸颊”时,她忽然对女人的身体感到极端厌恶,对所谓的“女性特质”心生畏惧(167)。她意识到:“所有人实质上也是大同小异,只是在程度和质地上有所差别而已。”(167)在她看来,所谓女性特质只不过是“体内某个部位的骨架支撑起来的流体”(167),它总是不可捉摸,无形无迹。可见,对于“女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玛丽安无法作出解答,因而感到深深的困惑,这成为她的自我危机的核心问题。

实际上,阿特伍德在小说中借用一个精心安排的细节暗示了玛丽安的这种神经官能症。邓肯告诉玛丽安,他在动物园中看到“笼子里的一只疯犰狳,它不停地在原地打转,走八字,一圈一圈地原地反复”(95)。这只犰狳就是玛丽安的投射,和玛丽安一样,它被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中,对自我和存在感到迷茫。如何解读对这种精神官能症的影射?或许借用小说中邓肯的分析更有说服力。邓肯告诉玛丽安:“他们说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的表现就是那样,这是神经官能症的一种表现,即便你把动物放了,它们仍然会像那样以相同的方式不停地转圈。”(95)这个细节也似乎有力地证明了作者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对文学理论的谙熟、改造和利用,具体来说在这里就是她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指涉。的确,玛丽安发现四周的一切是那么的压抑和恐怖,以至于她随时感到自我面临的毁灭性威胁。疯犰狳显然就是玛丽安精神世界的一个外在平行隐喻。正如霍布古德所说,这反映了玛丽安“从妄想症向精神症的转变”(152)。阿特伍德对女主人公精神症状的反复描写也给我们从精神分析视角解读这部小说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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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拉康的理论,自我从来就是分裂的,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自我异化并非一种症状,不能像精神症以及歇斯底里症那样被视为精神症状,而是一种自然常态。也就是说,《可以吃的女人》中玛丽安的自我异化并非精神病症,导致她精神危机的原因乃是对自我不稳定的焦虑和恐惧。如果说玛丽安表现出任何精神症状的话,那么它不是异化,而是异化带来的极度的焦虑。的确,玛丽安没有意识到,自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永久的矛盾体中分裂、异化和斗争。她对自我完整和统一的幻想反而成为导致她精神焦虑的根由。针对自我与他者的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不同的哲学家有着类似的论述。例如,拉康指出,自我和他者是一体共生的,自我中包含他者,他者中也包含自我,二者“并非简单、清晰而又自主的范畴,不是一个二元对立体中能够完全分离的存在”(Wolfreys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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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自我分裂的威胁,玛丽安的本能反应就像拉康所说的镜像阶段的婴儿一样,努力把自己幻想成完整、统一、明确的整体。小说中她不断地试图返回镜像阶段,沉浸在对完美自我形象的强烈迷恋之中。然而,这种迷恋进一步造成现实中的异化焦虑,使她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玛丽安时刻都担心自己被他者所吞噬,一刻不停地在寻找机会强化自我形象。比如,当和彼得对视时,她感到“就在我们四目相触的那一短暂瞬间,我看到了映射在他眼中的我自己,小小的,呈椭圆状”(83)。实际上,小说中处处可以看到玛丽安的自恋式举动,她总是试图抓住一切机会,通过镜像来加强自己的自我存在。例如,她在梦中“看见自己的双脚就像果冻一样融化了……手指尖变得透明”,因此她不顾一切地“奔到镜子前面,看看自己的脸有没有出问题”(43)。这种自我焦虑是一种恶性循环:玛丽安越是沉迷于自我的完整,就越是无法看到明确、连贯的自我,因此她的身体就成为无形的碎片,就像自己的镜像一样,分裂为无数自我。其结果就是玛丽安总是试图借助门把手、水池、汤匙等东西中的倒影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和完整,但她每次都发现自己是支离破碎的。比如,在洗手间的水池里,她发觉自己的身体“像一滩奇怪的粉色的东西……整个身体都鼓鼓囊囊地变了形”(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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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拉康对异化的论述,阿特伍德对玛丽安婴童形象的塑造暗示了前文所述的两个阶段的异化焦虑:对自己的(错误)认知和对进入象征秩序的焦虑。所谓对自己的错误认知,就是指玛丽安对拥有镜像前完整自我的错觉或幻象。的确,她的种种莫名举动也反映了婴童主体对丧失前镜像阶段完整自我的恐惧和抵制。玛丽安有着强烈的身体意识,她害怕自己无法拥有自己的本真身体,总是无法“得到一个总体的印象”(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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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虚无”这一概念,候玛在论述主体本质时指出:“拉康式的无意识主体本质上就是虚无,它是一个丧失了自身存在的缺失的主体。”(71)所谓虚无,是英语中的双关,正如汉语中的“不是东西”一词,主体在和他者的冲突中总是强调自己“不是东西”,而是一个具备意识的人,但是,主体越是强调这种状况,就越发现自己事实上就是“虚无”。在《可以吃的女人》中,玛丽安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状况,她时刻担忧自身的缺失,害怕自己沦为真正的虚无。然而在象征她精神疗伤的雪地行中,邓肯告诉玛丽安,自我就是虚无:“你最大限度地接近了虚无。”(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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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死亡,玛丽安的典型反应就是“把自己想象成许多个自我”,分崩离析(81)。这种多重自我的想象是她自我保护机制的无意识作用:为了保证自我不受威胁,自我进行分裂以获得自我存在的延续。如前所述,自我保护机制体现了玛丽安对婴童物我不分的完整自我的眷恋,这样就使得他者无法渗入。但是,他者的存在乃是自我存在的必要条件。镜像阶段中随着自我的分化,主体将镜像中的自我视作某个他者,这个他者是和外界连续一致的。此时的镜像本身既是“我”,又是“非我”,自我和他者就这样矛盾地统一了起来。而玛丽安的问题在于,她无法协调自我与他者的这种矛盾,因而常常陷入到完整、统一、稳定、排他的自我幻象之中。直到小说结尾,她似乎才意识到了自我的不稳定本质:“我真不知道不稳定有什么用”,她甚至询问邓肯她“或许应该去看心理医生”(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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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视角来看,玛丽安和彼得之间的冲突可以归纳为主体间的冲突。萨特把存在分为自为存在(being-for-itself)和自在存在(being-in-itself)两种,自为存在就是人的意识或有意识的存在,而自在存在就是事物或无意识的存在。萨特又指出:“自为存在就其‘在’字而言,也是一种自在存在,但是,它的特点是意识的否定活动,亦即选择的自由。”(Sartre 78)也就是说,我们要么物化他者以克服他者对我们自身的物化,要么沉浸于我们自己的物化。萨特进一步指出,主体对他者进行物化的重要途径就是对他者的凝视。目光中主体把他者客体化,从而实现自己的主体存在。然而在《可以吃的女人》中,玛丽安和彼得之间的凝视之战是不平衡的:玛丽安时时能够感到彼得咄咄逼人的目光,而她自己的反应则是将目光投向自身。比如,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彼得总是拿着照相机,从镜头后凝视并摆布玛丽安,这意味着对玛丽安的客体化。当彼得高举照相机,让她“自然一点儿”时,玛丽安发现自己的“身体僵住了,动弹不得”(232)。在玛丽安的眼里,手举相机的彼得就是一名“举着致命武器的杀人狂”(246)。在小说最著名的猎兔经历的描写中,当彼得炫耀自己如何用锋利的“德国钢刀”将兔子开膛破肚然后用相机将血淋淋的“一团糟场面摄(shot)下来”的时候,玛丽安忽然“一阵惊慌”,夺路而逃(69)。在凝视之下,她将目光转向自己被物化的身体,在幻想中成为那只被射杀的兔子,而她的自我也就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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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彼得的这个超我形象就相当于男权家长制的家长,而在拉康的精神分析视角下,超我则是社会法则的大他者的化身,是拉康所说的“象征秩序”的一种隐喻。候玛在评论拉康的理论时指出,象征秩序和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事实上是相互并列的。他指出:“对拉康来说,超我位于象征秩序之内,它和父名法则有着密切而矛盾的关系”,但二者均“在文化的范畴之内操作”(Homer 58)。显然,小说中彼得不仅是一个他者的个体,他更象征着大他者所发挥的对主体的规范性社会作用。在一次采访中,阿特伍德本人这样评论彼得的角色:“能体现社会约束力量的那个人就是玛丽安要嫁给的那个对象……他和约束性社会是彼此融合的。”(Gibson,“Dissecting the Way a Writer Works”21)由此推论,阿特伍德把彼得塑造成大他者的社会规范性原型角色,这或许是作者有意而为之,也从侧面反映出作者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谙熟。拉康认为,大他者有着双重意义:它首先是“个体化的主体”,体现了彻底的异己性(alterity)。大他者“既是另一个主体,又是能够调节自我和其他主体的象征秩序”(Evans 136)。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超我和拉康的大他者实质上都是社会秩序的象征。在小说中,彼得无疑代表了社会约束性力量。例如,他是个见习律师,事业如日中天,是一名众人仰慕的成功人士,不久即将步入上层社会。彼得的律师身份和地位是社会理性和秩序的隐喻,他象征着社会文化的主导价值。迪伦在论述大他者的社会意义时指出,大他者始终“被刻写在象征秩序之中”,它所代表的“彻底的异己性等同于语言及法律”(Evans 136)。玛丽安也承认,彼得就是“这个混沌世界的拯救者,是社会稳定的奠基人”(89)。作为个体的他者,彼得对玛丽安形成异化作用,而作为代表超乎主体与他者关系的社会机制,彼得则是小说中所描述的社会“成熟”机制的化身(123)。彼得作为大他者“既是另一个主体……又是象征秩序”(Evans 136)。根据拉康的理论,象征秩序是理性的疆域,是由父名法则(le nom du père)来主宰其运行的,任何主体在进入象征秩序之时都必须服从于父名法则。在《可以吃的女人》中,本我和超我的冲突也时时从玛丽安和彼得冲突中得以反映。玛丽安感觉,彼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自己行为的主宰者,因而她告诉对方:“我觉得还是由你来定吧。这些大事还是由你来做主。”(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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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对工作、社会机制和语言的排斥反映了她对象征秩序的抵制,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藐视超我的蠢蠢欲动。用拉康的理论来说,这反映出玛丽安对进入象征秩序的恐惧以及对想象秩序中自我统一的迷恋。拉康用“抗拒”这一概念描述了主体对象征秩序的反抗。所谓“抗拒”,就是主体“对抗象征秩序入侵的想象反应”(Evans 34),因为通过抗拒可以“使自己不被纳入能指链”(Evans 170)。显然,玛丽安的这种抗拒反映出她回归想象秩序的无意识。玛丽安无法认识到自我既是“我”,又是“非我”,即他者。然而,主体无法摆脱他者的命运。玛丽安试图摆脱和彼得的婚事以及社会赋予她的种种角色(即象征秩序),却遭到失败。因此,她把彼得送给她的订婚戒指套在手指上,把它想象为一个“护身符,这样就可以保护她不至分崩离析”(218)。这一保护性举动正验证了埃文斯关于抗拒的理论:“抗拒属于象征秩序”,其目的是用来“强化自我”(Evans 170)。

在《可以吃的女人》中,彼得作为大他者的隐喻事实上还发挥着自我理想的作用。换言之,如果说自我与他者的冲突是玛丽安精神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她在自我构建过程中理想自我(ideal ego)和自我理想(ego-ideal)之间的矛盾。这是主体在大他者的作用下进行分化时所面临的根本冲突。然而对于玛丽安来说,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以至于最终导致了她在主体建构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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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分析学角度来看,邓肯在玛丽安的自我构建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里格尼(Rigney)认为,邓肯“是玛丽安自我的投射,是她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31)。进一步说,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如果说彼得是“大他者”的象征,那么邓肯就是“小他者”的隐喻。所谓“小他者”,拉康指出:“小他者这个他者并非真正的他者,而是自我(ego)的一个反照或投射。他既是对等的我,又是镜像形象。”(Evans 135)邓肯的形象可谓是对拉康的小他者定义的一个完美的诠释。故事中的邓肯完全沉浸在自我世界中,社会常态规则似乎对他形同虚设,这象征着他拥有完整的自我而不受象征秩序的约束。如前所述,小他者是镜像中的完美自我形象,而邓肯作为玛丽安的镜像对应物暗示了在想象秩序中邓肯的状况——他拥有完整、统一、一致的自我,甚至保留着和母体融合的状态。拉康还指出,小他者及其镜像“都完全镌刻在想象秩序中”(Evans 128),因此可以说,邓肯代表了玛丽安回归想象秩序的无意识。根据这种理论,邓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想象秩序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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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邓肯和母体的自然联系,阿特伍德在《可以吃的女人》中做出了多处重要的暗示。首先,作者把邓肯和子宫形象相互并列,强烈暗示流连在婴童阶段的邓肯对母体的眷恋。小说交代,邓肯最喜欢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木乃伊室徘徊流连,因为在这里有他“最喜欢的一个木乃伊棺材”(186),里面保存着一个“摆着婴儿姿势的孩子的骨架”(188)。这个被邓肯称为“子宫象征物”的永恒的婴儿形象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将邓肯的死亡本能和生存本能有机地结合起来,象征着他对子宫的眷恋。邓肯感叹道:“有时候我想我真希望能长生不老。那样一来你就不用担心时间了。啊,世事的变化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无论如何试图超越时间,都无法使它停住脚步”(187)。里格尼指出,此处邓肯的婴儿形象“不是玛丽安的替身婴儿,而是玛丽安自己作为婴儿的化身”(Rigney 31)。作为玛丽安婴儿化身的角色,邓肯象征着处于象征秩序中的玛丽安回归想象秩序的无意识。就像玛丽安的室友恩斯丽所说:“母亲与她腹中未出生的婴儿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可爱、最亲密的关系”(159),而玛丽安的回归欲望实际上是她的自我保护机制在发挥作用。因此可以说,无意识中的邓肯就是象征秩序中玛丽安的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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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想象秩序中的邓肯表现出强烈的自恋倾向。拉康在讨论想象秩序的理论时指出:“自我及其对应体的双重关系从根本上讲是自恋的,而自恋则是想象秩序的另一个特征。”(Evans 82)弗洛伊德在《简论自恋》一文中通过对力比多散发形式的总结指出:“自我力比多和客体力比多是相对立的”,而自恋则是力比多对自我(ego)的投入(Freud 76)。此处的“客体力比多”即是客体之爱(object-love)的能量源泉。根据拉康的理论,自恋发生在镜像阶段初期,婴儿主体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形象,认识到镜中他者的完整统一和自我身体的不协调之间的差异,因此对镜中的自我(也即他者或者替代他者)产生爱欲。也就是说,自恋是“自我对镜像的一种爱欲的吸引”(Evans 123)。在《可以吃的女人》中,当玛丽安来到邓肯的宿舍,她发现地上的镜子碎片,表示不解,而邓肯则解释说镜子“是我打破的,上星期我用炒菜锅砸破的”(168)。此处,小说传递了强烈的精神分析学中的镜像意象的暗示。邓肯对镜像的拒绝显然反映了他对镜像前阶段的完整和理想自我的痴迷,打碎镜子象征着保存完整自我的举动,这样就可以避免从镜像中得到主体碎片化的回馈。邓肯意味深长地对玛丽安解释说:“这是个完全可以理解的象征性的自恋行为。”(168)恒艮(Hengen)也指出,邓肯的这种行为是一种自卫举动,他这样做是为了“保住自己淡化的自我形象,使之不被镜子剥夺……这是一种发展的自恋”(50)。这种自恋举动象征了邓肯所做的“一种回归想象秩序的努力”(Hengen 31)。

根据拉康的理论,玛丽安之所以发觉邓肯有着令人无法捉摸的魅力,是因为面对自我被碎片化的威胁,她“强烈地被镜像中的完整(gestalt)所吸引”(Evans 123),而这个自我的完整镜像就是小他者。小说中玛丽安不完整的镜像形象和邓肯充分统一的自我形成了强烈反差。邓肯的生活没有镜子,而玛丽安随处可以看到镜像中破碎的自己。因此,玛丽安和邓肯的爱欲关系的发展象征着玛丽安能够回到想象秩序,暂时享有前镜像阶段自我的统一,从而保护自我的完整,使之不受来自彼得的象征秩序的异化和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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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伍德对邓肯的潜在性取向的不明确描写也暗示了邓肯在想象秩序中的懵懂状态。邓肯告诉玛丽安,他是“一个潜在的同性恋……也或许是个潜在的异性恋。不管怎么说,我有各种潜在可能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190)。弗洛伊德指出,同性恋或异性恋是“婴童面对俄狄浦斯情结之时做出的两种反应:正常反应即异性恋,而非正常反应就是同性恋”(Easthope 87)。小说中邓肯对自己潜在性取向的评价映证了处于主体未分化状态的婴童的性反应的空白。根据拉康的理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并非生物本质,而是象征秩序中的状态,这两种状态的定型对主体性的构建起到根本性的作用”(Evans 181)。按照拉康的理解,性取向和性气质是主体形成之后象征秩序对主体的作用结果,但婴儿“在起初阶段并不知道性差异,更无法定型为任何的性取向状态”(Evans 181)。埃文斯指出:“性定型的过程和俄狄浦斯情结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性定型“从根本上讲是一个象征行为,两性的差异只有可能在象征秩序的层面形成”(181)。由此可以推论,在《可以吃的女人》中,阿特伍德通过邓肯的形象塑造了精神分析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象征,它暗示邓肯在想象秩序中的状态,因此此刻的邓肯尚未形成定性的主体,也就“有着各种的潜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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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结尾处的蛋糕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是玛丽安亲手制作并吃掉了象征她自己的蛋糕。这象征着主体自身与他者的内在冲突。主体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即自身是不完善的,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碎片的存在。因此,吃掉蛋糕就象征着主体接受自身残缺的现实,要进入象征秩序所代表的符号体系。此外,小说结尾让我们自然而然想到了英语中的一句谚语:“你不能吃掉蛋糕的同时还拥有它。(You can’t have the cake and eat it too.)”这句暗指正巧说明了主体的矛盾:主体不能完整地拥有自我,而实现自我的前提就是接受自我的脆弱和不完整。玛丽安吃掉代表自身的蛋糕就意味着她摧毁了想象阶段的那个完整自我的幻想,从而最终重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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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伍德通过《可以吃的女人》向我们展示的并非只是女性主体在以男性价值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的自我缺失或主体丧失,而是主体的变动。也就是说,无论男女,主体并非一成不变,也非一元结构,相反,主体是多元的,它永远处于不断的变化和涌动过程。通过玛丽安的精神危机,作者揭示了一般意义上的主体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的异化实际上存在于每一个主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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