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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存在主义咖啡馆-轶事部分

2021-09-13  分类: 读书笔记  参与: 人  点这评论

克尔凯郭尔很适合理解人类存在的尴尬与困难。因为他的一切都不合常规,比如他的步态——由于脊柱弯曲,他的敌人经常无情地以此嘲笑他。他备受宗卝教问题的折磨,并且感到自己和其他人格格不入,所以大部分时候,他都过着独居的生活。不过,他偶尔也会出去走走,到哥本哈根街头洗“人澡”,强拽着认识的人,边散步边讨论哲学。而他的同伴只能奋力紧跟,因为他会一边大步流星地向前走,一边挥舞着手杖慷慨陈词。有一位朋友,汉斯·布勒克纳(Hans Brøchner),曾回忆说,与克尔凯郭尔散步时,“总是被他挤到,不是向里被挤到房子上或者通往地卝下室的楼梯井上,就是向外被挤到排水沟里”,所以时不时地,得换到他的另一侧,才有地方活动”。


由于在工作中投入太多,所以思想家之间的哲学对话,常常会变得感情用事,有时甚至就是在吵架。他们的思想斗卝争制卝造出的一连串敌意,把存在主卝义者的故事两两连到了一起。在德国,马丁·海德格尔反卝对他之前的导师埃德蒙德·胡塞尔,但后来,海德格尔的朋友和同事也背弃了他。在法国,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攻击让-保罗·萨特,萨特与阿尔贝·加缪争吵,加缪与梅洛-庞蒂争吵,梅洛-庞蒂又与萨特争吵,匈牙利学者阿瑟·库斯勒则同所有人争吵,还在街上揍了加缪。而当两个国卝家的哲学巨人萨特与海德格尔,最终在1953年见面时,搞到了不欢而散,以至于此后两人提起对方时,永远都带着一股子嘲讽的口气。


为了在这些领域扩展他的研究,萨特认为他应该亲身卝体验一下幻觉,于是要求老同学、医师丹卝尼卝尔·拉加什(Daniel Lagache)协助他试一下仙人球毒碱。这种致幻剂于1919年首次合成,在20世纪中叶时,很多知识分卝子都曾争先恐后想要弄一点儿来试试;这一趋势在1953年随着《知觉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 )到达顶峰,在这份著名的现象学研究中,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描绘了产生幻觉时看绘画或听音乐是什么感觉。20世纪50年代的存在主卝义实验者、英国作家科林·威尔逊,则描述了自己遇到了质朴强大的存在,“仿佛在一列火车上醒来后,发现有个陌生人的脸离你的脸只有几厘米远”。不过早在这之前,萨特就自己和存在面对面见过了。拉加什医生给萨特注射毒卝品,监卝督了他陷入幻觉的整个过程,而无论何时都是一位好现象学家的萨特,则细心观察了自己的内心体验。


结果非常惊人。虽然赫胥黎的毒卝品冒险充满了神秘和狂喜,拉加什医生的一位助手则很享受在想象出来的草地上和异域的舞者翩翩起舞,但萨特的脑子,却抛出了一堆令人毛卝骨卝悚卝然的蛇、鱼、兀鹫、蟾蜍、甲虫和其他一些甲壳动物。更糟的是,之后它们竟然拒绝消失。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都感觉某种龙虾一样的东西,一直躲在他视野恰巧不及的地方跟卝踪他,而街上房子的外墙则长着人的眼睛,使劲盯着他看。


萨特没有梅洛-庞蒂那种令人气恼的淡定:他是一个说话大声、不肯让步的极端分卝子。他不会屈尊做她的兄弟,所以他成了她的情人,而且很快,他们对彼此就开始变得甚至比情人还重要了。萨特逐渐把波伏娃当成了他的盟友,他最中意的对话者,他任何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最佳读者。他赋予了她雷蒙·阿隆曾在他早年学卝生时代扮演的角色:与之探讨任何想法的“会饮哲学家”(symphilosopher)。


他们考虑过结婚,但两人都不想要一场中产阶卝级的婚姻——或者孩子,因为波伏娃决心不再重演她和母亲不愉快的关系。某个傍晚坐在杜乐丽宫(Tuileries)花园的石凳上,她和萨特达成了一项协议。接下来,他们做两年的情卝侣,之后再决定是否续约,分手,或以某种方式改变他们的关系。波伏娃在她的回忆录里坦言道,自己一开始被这种临时约定吓到了。她对这次交谈的叙述,充满了被强烈情感铭刻于心的细节:


那里有一种用作靠背的栏杆,离墙壁稍稍有些距离;在后面那个像笼子一样的空间里,有一只猫在喵喵叫。这个可怜的家伙太大,卡住了;可它是怎么进去的啊?有个女人过来喂了这只猫一些肉。然后,萨特说:“我们来签一份两年的合约吧。” 


幽闭、陷阱、窘迫,投喂行善的残羹冷炙:对于一个所谓有关自卝由的故事来说,这样的意象着实可怕,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不祥的梦境。事情果真如此吗,还是她用象征性的细节丰富了记忆?


总之,惊慌平息下来了,协议也运转良好。他们平安度过了那两年时光,然后成了一段长期但不排他的情感关系中的搭档,并且延续终生。这种关系能维持下去,或许是因为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之后,他们的关系里已经不再有性了。(她写信给纳尔逊·阿尔格伦说:“我们大概做过八年或十年,但在这方面相当不成功,于是不做了。”)他们还就两个长期条件达成了一致。一是他们必须告知彼此他们与其他人的性卝关卝系:必须诚实。当然,他们没有完全恪守这一条。二是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必须始终在第一位:用他们的话说,他们之间是“必然的”,而其他关系则只能是“偶然的”。这一条他们倒是坚持了下来,不过也因此赶跑了许多长期情人,因为他们慢慢都厌倦了被视作偶然。但那就是协定,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从一开始就知道。


现在,经常有人会对波伏娃在这段关系中的幸福表示担忧,仿佛是她(典型的女人!)允许自己被卝迫做了她不想卝做的事。杜乐丽宫花园的场景确实表明,这可能不是她在年轻时候的第一选择,而且她时不时会感到惊慌和嫉妒。但话说回来,一场传统的中产阶卝级婚姻,并不一定就会让她不受这种感觉的侵扰。



这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他们的关系是一种作家间的关系。萨特和波伏娃都无法控卝制自己的交流欲卝望。他们写日记,他们写信,他们告诉彼此每天的每一个细节。在20世纪的50年间,他们之间流转的书面和口头文卝字的数量,就连想想都会令人不知所措。萨特总是第一个阅读波伏娃著作的人,他的批卝评深得她的信任,而他也会督促她写更多。要是逮到她稍有惰怠,他就会斥责她:“但是,河狸,你为什么要停止思考,你为什么不工作?我以为你是想写作的呀?你不想变成一个家庭主妇吧,你想吗?”


情绪的起伏来了又走,工作一如往常。工作!在咖啡馆工作,旅行时工作,在家工作。任何时候,当他们在同一个城市时,他们就会一起工作,无论生活里有什么其他事情发生。1946年,萨特(和他母亲)搬进一间位于波拿巴大街42号的像样公寓之后,波伏娃每天都会到那里同他见面,这样他们就可以整个上午或下午并排坐在两张桌子旁工作了。在一部1967年为加拿大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里,你可以看到,他们大口地抽着香烟,除了钢笔疾书的声音外,非常安静。波伏娃在一本练习本上写作,萨特在审阅一页手稿。我觉得这就像某种不断循环播放的纪卝念影像,也许可以在他们在蒙帕纳斯公墓的合葬墓上播放。虽然想象无论是夜晚公墓关闭时,还是白天游人穿梭时,他们都在那里整日整夜地写作,确实够诡异——但总比一个白色的坟墓或任何卝静止图像更适合他们。



他们和阿尔贝·加缪的相遇,同样有些唐突,只不过地点是在莎拉·伯恩哈特剧院(Théâtre Sarah-Bernhardt),1943年的一天,萨特的戏剧《苍蝇》(The Flies )正在排练时,他主动结识了萨特。两个人其实早已对对方有了相当的了解:加缪为《恶心》写过书评,而萨特则刚刚写了一篇关于加缪《局外人》的文章。两人一见如故。波伏娃后来说,她和萨特发现,加缪“是一个简单、快乐的灵魂”,他在谈话中总是有趣而粗俗,并且十分情绪化,甚至会在凌晨两点时坐在下雪的街道上,倾诉他的爱情烦恼。 


自从1940年在巴黎的那段孤独逗留后,加缪往返了阿尔及利亚几次。他的妻子弗朗辛(Francine)仍然在那儿——在阿尔及利亚被同盟国攻下时,她被困在了那里,而当时阿尔贝正在里昂附近治疗让他终生痛苦的结核病。现在,他已经完成了三年卝前开始写作的“荒谬三部曲”;这些作品主要讲述了他作为一个法属阿尔及利亚人,卡在两个国卝家之间,对于两者都没有归属感的错乱经历,同时也反映了他早年的贫穷经历:加缪的家庭一直不宽裕,父亲吕西安(他被招进一个阿尔及利亚军团,穿着由一条漂亮的红裤子和一件亮蓝色背心组成的殖民地制卝服上了战场,这在法国北部的灰色污泥里不合时宜到了致命的程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去世后,全卝家的处境变得更悲惨,出生于1913年11月7日的阿尔贝,当时还不到一岁,此后,他在阿尔及尔一间肮卝脏的公寓中慢慢长大,而陪伴他的只有哥卝哥,悲恸欲绝、目不识丁的聋人母亲,以及同样不识字,还很暴卝力的祖母。


因此,当中产阶卝级出身的年轻萨特做他的文学英雄梦,梅洛-庞蒂在无条件的爱中享受着幸福,波伏娃有她的书和糖果店橱窗时,加缪却在一个沉默和匮乏的世界里长大。家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报纸,没有书,没有收音机,几乎没有客人来,也感觉不到其他人广阔的“生活世界”。他虽然设法逃了出去,上了阿尔及尔的一所高中,之后又当上了职业记者和作家,但他的童年造就了他。22岁时,他在自己第一本日记中的第一篇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穷二白地过上若干年,就足以创造全部的敏卝感性。”



在早些时候写给萨特的信里,海德格尔曾邀请他来托特瑙山:“在我们的小屋里,我们可以一起进行哲学思考,一起去黑森林中滑雪。”根据托瓦尼基的说法,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滑雪的描述,给海德格尔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段描写在书的末尾,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最终还是读完了这堆垃卝圾。想想就觉得很美好:萨特和海德格尔——也许还有比萨特更善于运卝动的波伏娃——从山坡飞也似的滑卝下来,脸颊潮卝红,说出来的话都被风吹散了,而且毫无疑问,海德格尔为了炫技,会滑得快到让谁都跟不上。因为据麦克斯·缪勒关于和他出去滑雪的回忆来判断的话,他很喜欢这样做:“我们滑雪时,他嘲笑了我好几次,在我转弯和沿曲线运卝动的地方,他却勇猛地直冲了下去。” 


可惜,滑雪之旅从未发生。萨特总是很忙;他的日记本里满是各种邀约记录。毕竟,对于1945年时的法国人来说,去黑森林和弗莱堡大学的前纳卝粹校长一起滑雪,仍然会让人有些难堪吧。



海德格尔发卝泄完他对这个小尴尬的不满,给对话起了个坏头后,现在该轮到萨特骑上他的爱好之马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讨论一下政卝治参与这个问题:他认为,作家和思想家有责任参与到他们所处时代的政卝治当中。这对海德格尔而言,即使往好了说,也是一个尴尬的话题,所以他根本不想听萨特有什么看法。后来,萨特告诉秘卝书让·考,他一开始提起这个话题时,海德格尔用“无限遗憾”的眼神看了看他。


但事实上,海德格尔的表情或许更可能是在传达:“我们非得聊这个吗?”无论他感觉如何,结果就是,一场本来可能更有趣的对话,被浪费了更多的时间。如果说海德格尔和萨特确实谈论过自卝由、存在、人道主卝义、焦虑、真卝实性或其他这类话题的话,没有任何记录保存下来。他们完全就是自说自话。



福楼拜、波德莱尔、马拉美和弗洛伊德都无法回应萨特对他们的解读,但热内可以,只是他的反应有些复杂。萨特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是,热内一开始把手稿扔进壁炉,然后在手稿被火焰吞噬之前又把它抢救了出来——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不过,热内倒是跟考克多(Jean Cocteau)说过,被萨特变成一座“雕像”,让他很紧张。一部解释性的研究,讲的却是一个人如何拒绝接受别人的解释性凝视,萨特也一定注意到了这其中的讽刺意味吧。而对于喜欢神化自己的热内而言,从一个写作者变成被写者,尤其让他尴尬;他更习惯的是在钢笔的另一端,并且对于自己的艺术伪装被剥掉,他也感到很“恶心”。


但另一方面,能受到如此的关注,他又深感荣幸,更何况,他也确实挺喜欢萨特这个人。说完感到很恶心之后,他接着告诉那位采访者:“和一个什么都理解,喜欢哈哈大笑,不喜欢妄加评判的人在一起,是件很愉快的事……他是一个非常敏卝感的人。十年卝前还是十五年卝前的时候,我见他脸红过好几次。红着脸的萨特很可爱。”


热内和萨特之间的一个主要分歧,是他的同卝性恋取向。萨特的解释是,这属于热内被贴上贱民标签之后的一种创造性回应——因而,是一种对局外性或对立性的自卝由选择。但是,在热内看来,这是一种前定事实,就像长着绿色或棕色的眼睛一样。他依此与萨特据理力争,但萨特仍旧固执己见。在《圣卝徒热内》中,针对热内这种更偏向本质主卝义的意见,他甚至还放肆地评论道:“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追随他。”


现在,许多人更赞同热内的看法,而不是萨特的,认为且不论其中是否混杂别的因素,我们中有一些人生来就是同卝性恋者,或至少在那方面有强烈的倾向。而萨特似乎觉得,如果我们不能完全选择我们的性取向,我们就不自卝由。不过,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追随他”——反正我不能。既然其他一些特征——如高大或矮小,外向或内向,爱冒险或怕冒险,同情他人或自我为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那为什么性取向就不能是?这类倾向似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可即便是从萨特哲学的角度来看,它们也不会让我们不自卝由。它们只不过构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境遇罢了——而存在主卝义这门哲学所关涉的,从来都是一种境遇中的自卝由。




萨特、波伏娃、加缪和库斯勒曾经是好朋友,经常在晚上一起饮酒作乐,激昂地辩论政卝治话题。某个这样的夜晚,大约是1946年,他们在一家俄国侨卝民的夜卝总卝会狂欢时,聊起了友谊与政卝治承诺的问题。如果你和某个人政卝治观念相左,还会跟他交朋友吗?加缪说可以。库斯勒说:“不可能!不可能!”借着伏特加的酒劲儿,波伏娃站到了加缪的一边:“是有可能的;这一刻的我们就是证明啊,尽管我们意见不一,但在一起还是很开心呀。”听到这么窝心的说法,他们都高兴起来,虽然萨特还得准备第二天的一场演讲,而主题又偏偏是“作家的责任”——大家都觉得这实在太好笑了——但他们一直兴致勃勃地痛饮到了天光方亮时,之后,才兴高采烈地与彼此告别。而且,萨特不知用了什么办法,还真把讲稿写完了,几乎没睡觉。 


但是,到了1947年的另一次深夜狂欢期间,友谊的问题又出现了,而这一次,气氛就闹得不怎么愉快了。库斯勒最终表清了他的立场,拿起一个酒杯就朝萨特的头上扔了过去——特别是他还感到(可能没错)萨特正在和他的妻子马迈内(Mamaine)调卝情。(库斯勒自己就是个寡廉鲜耻、爱拈花惹草的人,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相当争强好胜。)他们踉跄着来到外面后,加缪把手放在库斯勒肩膀上,想让他冷静一下。但库斯勒对着他就是一阵乱打,加缪也打了回去。萨特和波伏娃把这俩人拉开之后,推着加缪上了他的车,把库斯勒和马迈内丢在了街头。回家的一路上,加缪倚在方向盘上哭个不停,把车开得左拐右扭:“他是我的朋友啊!可他竟然打我!”


萨特和波伏娃最终在一件事上和库斯勒取得了共识:不可能与政卝治观点相左的人成为朋友。“如果人们的观点迥异,”萨特说,“怎么一起去看电影呢?”1950年,库斯勒跟斯蒂芬·斯彭德提到,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碰见了萨特和波伏娃,并提议一起吃午餐。两人尴尬地缄默了一会儿后,(根据斯彭德的二卝手消息)波伏娃说:“库斯勒,你知道我们道不同。我们的见面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她把胳膊交叉成一个大大的X,说:“在任何问题上,我们都会像这样交叉。” 


这次轮到库斯勒抗卝议了:“是,但怎么说我们也还可以像以前一样保持朋友关系吧。”


对此,她以现象学回应道:“你自己就是哲学家,肯定明白我们看一块morceau de sucre(糖块)时,每个人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对象。我们的morceau de sucre现在差别太大了,我们的见面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真是一幅令人难过的场景:桌子上的甜卝蜜糖果;哲学家们从不同的立场窥视它们。糖以不同的方式向他们每个人展现着自身。它从一侧捕捉光芒,但不能从另一侧捕捉。对这个人来说,它看起来明亮而耀眼;对那个人来说,则灰暗且无光。对这个人来说,它意味着咖啡的一种美味添加品。对那个人来说,它意味着蔗糖贸易中的奴卝隶制的历卝史罪恶。结论?根本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了。这是现象学主题的一种奇怪扭曲。政卝见分歧中的这个X,也在梅洛-庞蒂那个能协调一切的“交叉”形象上拧了一个难分难解的结。整个盘根错节的混乱局面只能以沉默告终——这让人想起了大约在同一时间,沉默也降临到了马尔库塞和海德格尔身上,当时马尔库塞决定,鉴于二人之间的分歧巨大,对话已再无可能。



至于语气问题,他现在可怜巴巴又振振有词地说:“如果我看起来冷冰冰的,那是因为我在祝贺别人的事情上,从来都有点儿胆怯。我不知道该怎么祝贺,我也知道自己这个毛病。这无疑是一种性格特点,我可以向你这么承认。”


这些话应该平息了梅洛-庞蒂的一些怒气,但萨特的口气仍然让人很不舒服,而且二人的分歧也确实根深蒂固。收到萨特的回信后,梅洛-庞蒂像往常一样,再次一笑了之,结果把萨特搞得更恼火了。正如萨特自己承认的那样,他喜欢把一个问题争论到底,直到他说服别人,或者他被人说服才行。可梅洛-庞蒂却倾向于“从多样化的视角中找到他的安全感,觉得透过它们看到了存在的不同面向”。好气哦!


当然,萨特认为,他自己才是那个醒着的人。后来总结他们的分歧时,他说道:“我认为,我在忠于他1945年的思想时,他却抛弃了它。而他则认为,他只是在忠于自我,而我却背叛了他。”


这段话非常公允地描述了两人之间的分卝裂根源,而且,与更早时那场完全不同的分卝裂如出一辙。20世纪20卝年代后期,埃德蒙德·胡塞尔和马丁·海德格尔也是如此,都认为各自正在驶向更令人兴卝奋的新领域中,把迷失方向、误卝入卝歧卝途或陷于停顿的对方甩在了后面。



考确实记得,这个时期(29世纪50年代)的萨特,因为担心创作量低,经常被卝逼到精神发狂。“没有时间了!”他会这么大喊。他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了他最大的乐趣:电影院、剧院、小说。他想卝做的只有写、写、写。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说服自己相信了文学上的质量控卝制是资产阶卝级的自我放纵;只有投身的事业才最重要,修改甚至重读都是一种罪恶。他在一页又一页的纸上疯狂地写,而费尽心思修订自己稿件的波伏娃,则只能在一旁紧张地注视着。萨特炮制出了大量的文章、谈话、哲学著作——偶尔有考的帮助,但大多数都是独自完成。他的书目编辑者米歇尔·龚达和米歇尔·雷巴卡(Michel Rybalka)算了一下,他在一生中平均每天要写二十页,而且这还只包括成稿,没算草稿。(不过到这一阶段,其实已经不存在草稿了。)在爱尔兰时也一样,约翰·休斯顿每天早上吃早餐时,都会惊讶地发现萨特早已起床好几个小时,并且写出了二十五页左右的弗洛伊德剧本。萨特的传记作家安妮·科恩-苏莱(Annie Cohen-Solal)用机舱和涡轮来比喻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的写作情况,而奥利维尔·威克斯(Olivier Wickers)则写道,他把睡眠当作了某种军事需要:一个临时的野营地,或者是中途的维修站,是为了保证机器正常运转而必须要做的事。


梅洛-庞蒂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关于萨特这个人,有个简单的事实,基本上没多少人知道,在他的书里也很难发现,那就是:“il est bon”。他是个好人。不过,他的这种“好”,恰恰也是他的致命弱点,导致了他的过卝度劳累,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他一开始就坚信他必须要用苏联的意识形态来协调他的存在主卝义。这是一个不太可能也颇具破卝坏性的任务,因为两者本来就很难协调。但萨特却认为,世界上的受压卝迫阶卝级需要他这么做。


摘录来自

莎拉·贝克韦尔:《存在主卝义咖啡馆——自卝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 (未读·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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