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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贫困论

2021-04-29  分类: 杂文随笔  参与: 人  点这评论

“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预言是它的主要目的,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演变之中的节奏、类型、规律和趋势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历史主义贫困论》


历史主义的自然科学方法所指向一种宿命论、完全地消除了人对于现存的反抗——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人们总是忽视了黑格尔此处的另一层意味——凡是合理的都是要去存在的——这也是行动主义上的历史主义观点,也是反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

但是,倘若我们认为历史始终存在一个不变的真理与“定命”、倘若我们认为历史只能用以“解释”和“揭示”(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定义),我们就相当于重新回到了自然科学的历史主义,也同时否定了人的创造与行动的必要。



普世史

如果说人类的普世史是因果论的,那么所构成它的就必然是无数零碎的独立事件、而作为果的历史也必然是由无数偶然链接而成。在这里,历史是无限的长河,没有一个终点在前方等着我们,只有无限的矛盾、解决矛盾、出现新的矛盾。

而倘若我们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普世史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可以作为终极目的的人类社会本质,我们也可以同时为社会设下一个终结——但这种历史是被设定、假定的历史、是一个上帝的允诺、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是非人性的领域——在这里,人没有自由。



历史总是有其方向性的,即使那一作为中心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其转变的形态也必然包涵了前者为前提——即使自由发生了变化,但后者也一定囊括了自由为内涵。

为什么我们要断定历史是有方向性的呢?只要我们拥有历史记忆,拥有任何先存者的记忆,我们就必然不会主动选择重蹈覆辙。倘若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性,那么历史之内涵将会不断变动,而作为外延的生存世界也会随之变化。那么,人们的历史就会毫无疑问地变为随机的、不可预见的,我们甚至有可能在无数次随机中复归最原始的状态——奴隶制、人权丧失、民主沦丧。

那么结论呼之欲出:要么自由本身就是作为基底的原则,一切后来的原则无非在其之上发生变化。要么自由中仍存在一内涵,这一内涵在历史演进在始终不变。

但是,一旦我们以一个不容循环的态度进入历史,我们无疑就是滥用科学理念到社会领域中去了——我们自顾自地认为社会也必然像科学一般具有不可重复性的特征。但社会作为人组成的整体结构,并不仅仅生存的是一些绝对理性的人,也不是生活着绝不犯错的人——人的生存更多地属于感性领域,而这一领域则在更高的美学领域、感性原则的统治之下——于是我们会发现,即使社会作为一整体运行多么和谐、但作为单元的个人总会产生于其格格不入的状态——我们永远无法将所有人纳入同一体系之中。

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抛弃一个社会历史中心思想,倘若不存在那一者作为核心的思想,人类社会就连进步也无从说起。但关键已经不再是何以将原则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而转向了道德领域——如何使原则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相信那一原则是自己生存之要义?以至于人们乐于放弃一时的感性生活、拥抱理性的原则?




总而言之,倘若我们相信社会的科学原则,那么就必须相信社会历史的不可重复性;倘若我们承认历史有其不可重复性,那么就无疑暗示了历史当中存在一个不可质疑的中心。

那么我们就可以再对不同社会之内在逻辑进行一个比对:前者是自由、后者是革命;前者之真正中心可能仅仅将自由作为一个外延或者内涵,但后者绝无作为核心的可能,因为后者意味着对本质的变更、革新、破坏——于后者而言,没有什么历史中心,也没有历史终结,只有无数倒退回落后的可能性。


欲求

“人之欲望本性并非一成不变的。”——黑格尔

黑格尔指出欲望的形式与内容是随着时间、环境而随时变化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欲望本身是不变的,或者换句话说:人总是在欲求着什么——不论是物质形态、亦或者是精神追求——人之欲求是作为生存之基本要素而存在的,这一点不容忽视。不曾改变,不会更替,不论人类社会演化成何种模样。


“消费主义以及迎合其需要而产生的市场营销学,所针对的正是人自身创造出来的欲望,而这些欲望将来又会让位于其他欲望。”

“对更大舒适的需要并不是直接产生于你自己,它是那些意图从中获利的人制造出来的。”——《法哲学》黑格尔


210410

简评《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杜鲁门•卡波特

令人心生恐惧的,不是成为他者,因为我们无时不刻都在成为他者;令人真正恐惧的、是本以为被遗忘了的那个过去的自己再度复苏。

它昭示着一个更年轻的自己、一个有着勇气和力量的自己;它昭示着时间仿佛自那时起就静止凝固、从未流淌;它也昭示了一种自责,对自己竟然遗忘了一切而产生的自责。


210412

艺术

“存在一种表现激情的艺术(an art of passion),但不可能有一种“激情的艺术”(passionate art)”——席勒

当我们讨论这二者之间的区别的时候,我们并不关涉艺术家创作的内在活动,我们所讨论的仅仅是表象——一种表现激情的艺术是将激情的语言化作理性语言加以描绘、但后者却并没有这一步骤,仅仅是直接性的、甚至可以说是野蛮的方式加以描绘。这两种境况之差别并不在于艺术家的心境、情态、而在于倾向——情感的张力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排布情感的方式。

那么同样,“表现激情的历史”不意味着要抹去历史中所有主观的因素,而是展现出去主观的纯粹情感,并用历史的语言加以表述——一部好的历史不在于其讲述多少真实与客观的东西,而在于其内在情感是如何宣泄的。静如止水是历史学家需要避免的、而充斥着主观偏见更是历史学家要避免的,但这其中,历史的各个部分的情感却需要历史学家完全地如实描绘——宗教、政治、民族的热情、悲伤、激情、痛苦。倘若我们失去了这些有情感色彩的记忆,我们毫无疑问就是失去了这些历史。


无限细分的统计学是一门形而上学

“统计学的各种规则并不能用来规定一个单一的事例,只能处理某些“共同的东西”。”

统计学方法讨论的是纯粹的数字、是去个人化的数字,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就发现这其中的谬误——十个因情爱自杀的人与十个因理想自杀的人对历史之影响程度完全不能等同——我们就会发现任何统计学方法都需要继续深化细分。但倘若统计学方法不断细分进入到个人领域,我们实质上又回到了个人领域、回到了“性格的表现”中。

而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的自由意志也将重新复归,不过不再是以原本放任自由的姿态,而是携着未来一同降临——人们确实地意识到自己的天责与命运、但不是出于被决定意义上,而是出于自身意志而作出的选择——现有的自由只是一种由于物质丰富而带来的假象,人们并未意识到自身真正的使命。仅有少部分有洞见的智者能够意识到自身之责任与自由之同一、并且同时意识到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在这种命运之中,他选择成为注定的那一个自己,选择成为他的全部记忆与天分导向的那一个未来的自己——这即是自由。

从表象上来说、看似人们更倾向于反抗自身之命运,但这种抗拒在根源上并不存在,他的天性注定使他成为那一个反抗者——现实的揭露丝毫不影响他的叛逆本性,未来所昭示的也必然是一条与他现存之生活截然不同的道路。


历史的自然科学方法

当我们用技术手段推测出一卷手稿的年代与历史学家推测的年代相去甚远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何者?显然是技术手段,但是这仅仅是作为一个事实在我们面前展开,关键不在于其确切的时代,而在于确认时代后继续产生的问题:作者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写下了这样一部手稿?这部不合时宜的手稿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领域是整个统属于历史的,并且仅仅有关历史的“性格”,仅仅与质料背后的本质相关。换言之,技术排除谬误、推论导向真理。



后附:

我们是否应当思考,技术统领的自然科学是一种“去个性化”的科学。无论其客观性如何正确,但始终是一门非人的学科,或者至少说、它并不属于当下的人们。

“科学总是按照宇宙的尺度、而非按照人的尺度。”——培根《新工具》


谈可能性

“…几乎没有什么人具有“对实在的真相的想象力”。”——歌德谈话录

关于现存,人们乐于思考、因为这关乎他们的生存;关于未知,人们亦乐于思考、因为这可以消遣;但关于已知的可能性、关于真实的想象力却一丁点也没有——因为它们既不能提供现实的饱足、它们还不能提供消遣——作为现实、它们是严肃的;作为想象、它们又必须接受批判——于一般人而言、他们只能在其中寻获现实的压力与痛苦的批判、别无他物。


210412

谈消亡

倘若我们这么理解消亡,将其视作是合理的消失,那么就进入了理论的误区了——我们必须将其颠倒过来:区分出合理的消亡与仅仅出于遗忘而产生的消亡。

倘若我们仅仅将一切事物的消亡都视作是一种自然规律,那无非只是助长了一种消灭异类文化的气焰。假如我们真正地想要我们的知识领域有所增进,那么就必须将那些被视作“不合理性的落后思想”一并纳入考量、只有在斟酌过后,我们才能真正地加以采纳或是摒弃。


210413

从消亡到存在

人们大多意识不到死亡、意识不到他们自己也是一个会死亡的个体。他们的一生大多随波逐流碌碌无为,然后到了一个阶段、他们猝然地意识到死亡的降临离他们很近——由于一次疾病或是由于长辈的亡故——然后他们就像是被抽干了所有气力一般颓丧。他们环顾自己的一生、竟然找不到任何值得纪念与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发现自己从幼年就已开始倾颓。他们会猝然发现,他们无法对这一现实作出任何的改变,他们只能默默接受这一事实:他们要死了,而且马上要死了。

于是在他人眼里,他们就好像一夜之间被抽空了所有干劲一般突然变老了。他们不得已接受这样一个窘境——一切已经太迟,一切也无法改变。

他们唯一所能做的就是瘫倒在摇椅里,回首自己最遥远的童年回忆、试图从最真挚、充满激情、怀揣梦想的时光里找到些许慰籍。

但是这也无法改变现实,他们的面庞像葡萄干一样迅速衰老、萎缩,挂着一幅不甘的神色死去。

“活着又干吗呢?如果没有任何目的,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活而活着,那就用不着活。”——托尔斯泰《克洛采奏鸣曲》

倘若我们单纯地从神学角度来谈人类的终极关怀,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种延续种族存续的性交显得并无必要了,但我们必须得指出,人不同于动物之根本在于其具有两条不同的遗传链。当我们抛弃了作为生理意味上的遗传,我们依旧保存着文字的遗传——这种遗传是记忆的遗传、传递的是数千百年来人类所有的知识财富、所有深邃的思考与反思——那么我们可以说,即使人失去了作为种族延续的价值、我们依旧保持着延续我们的文化的使命——即使人们不为了传宗接代而生育、人们也会且自行地为文化的传递而生育。

但倘若认为人之形式将永续就显得格外可笑了。旧有的道德将随着生理延续的破灭而化为乌有,传统的家族血脉将荡然无存。但我所想谈的不是这一层面,我想说的是——当人类发现了一种异于生殖性的延续方式时,人类或许更倾向于抛弃旧有的状态——即我们现在的生存状态——他们更乐意转向另一种我们当下还未曾设想到的状态,在那种状态中、人们可以剥离偏见、道德、宗教的束缚,纯粹地审视他们的全部知识。

但这也同样可能是危险的,出于一个无法言说且未知的理由,至少这对于当下的人而言意味着全面的否定与重置…


210414

纪伯伦《先知》摘录

“你们也听见人说,生命是黑暗的。在你疲劳之中,你附和了那疲劳的人所说的话。

我说生命的确是黑暗的,除非是有了激励;

一切的激励都是盲目的,除非是有了知识;

一切的知识都是徒然的,除非是有了劳作;

一切的劳作都是空虚的,除非是有了爱。”

首先存在的是激情,是作为一切生存活动的根源,而这种激情出自原始的模糊欲求,在这种境况下、人们隐约地感到自己所想要什么的欲望、却不知自己真正地需要什么。

而第二个阶段是知识,这个知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读书、学习所掌握的知识,而是一切关于生活、关于存在的知识——有了那些知识、我们了解了自己欲求的根本、了解了自己的激情该何去何从、也同时理解了自己的天分与天职——在这里、人第一次与自己的欲求达成了和解。

但这依旧不足以解释我们为何需要劳作、或者说我们无法找到一条通往“劳作的必然性”的道路。到此为止,我们只是指出一个人之才能在何处、他能够在何种场合释放他的激情与才能,但我们依旧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个选择是唯一的?为什么我们的激情就只有通过这一阶段进行排解?

而这些问题的答案直到第四部分我们才能确切地得到体会——倘若关于你的劳作没有一丝一毫的热爱,那不如放弃你的劳作。即使那是你所擅长的、但倘若其中没有一丝愉悦、那么也就什么欲求也都满足不了——你只会让你的尊严蒙受折损、让你的智慧遭到践踏。

生命之根源是虚无的,所以我们挣扎地逃离虚无。一切始于盲目的爱、一切终于坚信的爱;前者出于本能的欲求、后者出于能动的渴望;倘若这其中有一丝尘埃蒙蔽了我们的劳作、那无疑也蒙蔽了我们的存在理由、无疑是把人们推回虚无之中。


210415

自然科学与非自然科学的界限在哪里?

我们通常会如此发问。传统的观点指出:实在的事物整个归属于自然科学的领域,而除此之外整个属于非自然科学的领域。

这一种方法固然不错,但我们会发现我们在人文科学中始终是使用着一些看似自然科学的方法的,比如逻辑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从逻辑学上看,它的整个推论过程的严谨的,并且是绝对理性的,从方法上来说我们将其归纳在自然科学方法之中,但是其研究的质料却常常是非实在的——倘若将逻辑视作是形而上学原则显得过于草率、那么将其视作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同样经不起推敲。

从两个基本谬误出发: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是客观世界、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主观个体。

看起来是合理的定义实则漏洞百出,逻辑学的误解正在于它既可以解释客观世界的规律、又可以为个体的选择奠定基础。

区分二者的最大不同不在于其使用的方法,而在于其研究的对象——但并不是单纯主客二元相分、而是从一个主观个体出发延伸出的不同的两个目的。

当我们谈自然科学的时候,我们研究的是人类生存中的各类质料:但并非全部质料都统属于其中、而是只有出于“为人类生存之目的”而可以加以利用的质料。而除了这一目的之外,出于其他所有的目的都统一属于非自然科学领域。

我们可以发现,在心理学运用中,倘若我们所出于使一个精神病人恢复正常生活的“目的”,我们所使用自然科学方法是正常的;但当我们出于研究存在者生存意义的“目的”而使用心理学时,这一种科学就只能是非自然主义的,而在这一领域中自然科学就不再具有它绝对的权柄,而需要其他的理论加以解释。

换言之,一种科学并不因其使用的工具而决定其属性,而在于其目的——那一种目的决定了它的属性、决定了它是何种科学。


谈“暴行”

倘若我们将暴行和屠杀视作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必经的道路,视作我们通往文明的阵痛与代价,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是有可能再度发生的,而且人类注定要被迫地去接受这一种可能——只要我们的社会不是处在永久静止的状态下、就会有重蹈覆辙的可能。

但倘若我们将其拿地远远的、将这种暴行视作一个特例。我们就无法真正地从中学习到什么了——所有本该产生的反思都变成了“那是一次惨剧,不会再度发生的惨剧。”

于是人们什么都学不到,人类也永远无法进步。而恐怖的可能性依旧存在、人们依旧需要直面另一个可能将会到来的“特例”。

“在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与理性的原则发生过冲突。无论在哪个阶段“最终解决”都不与理性地追求高效和最佳目标的实现相冲突。相反,它肇始于一种真正的理性关怀,并由一个忠实于它的形式和目的的官僚体系造就而成。”——《现代性与大屠杀》鲍曼

可怕的不是不理性,而是理性的滥用;一味地追求最大化的尽头将一无所有。“社会工程”只是徒有虚表的花瓶、是一些人的狂妄蒙蔽了自己双眼。没有任何主体有权设计“人应当如何生存”,因为人的社会绝非社会工程中所设想的“花园”,任何“修剪”的行为无疑是践踏人性的行为。

“大屠杀不是人类前现代的野蛮未被完全根除之残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它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更准确些,它是其他任何一座大厦里都不可能有的居民。”——《现代性与大屠杀》鲍曼


210416

“不能说我醒了,而是醒来了,因为我是(醒的)结果、终结。”——保罗•瓦莱里

我对我的感知在醒来之后,在意识的复归之后,而在此之前、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存在,包括我自己也不存在。


210419

道德、罪行、法律

“还有这个,虽然这些话会重压你的心:

被杀者对于自己的被杀不能不负咎,

被劫者对于自己的被劫不能不受责。

正直的人,对于恶人的行为,也不能算无辜。

清白的人,对于罪人的过犯,也不能算不染。

是的,罪犯往往是被害者的牺牲品,

刑徒更往往为那些无罪无过的人担负罪责…

”——纪伯伦


当我们掐掉这篇诗的后半段,从前一部分来看看似言之有理、可我们怎么能够以这种视角来看待罪行呢?倘若如此说来,美也就成为了女子的罪恶、富有就成了富人的罪恶、本该属于上帝恩赐的天分也成了他人嫉妒的对象。

我们唯有一种可能能够消解如此矛盾的罪恶关系,即将全部的罪行推到那一施罪者的身上:贫困不是抢夺的理由、仇恨不是杀害的理由、就连以正义为名的复仇也是不被允许的。这些行为全部都是由那一施罪者一人承担的。

可是,有的人就要发问了。可是,难道贫困也是一种罪恶吗?难道实施正义也是一种罪恶吗?难道我们就应当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个不公的世界吗?

答案依旧是否定的,贫困不是抢劫的理由、正义不是私刑的理由、欲求不是掠夺的理由。我们的贫困、我们的正义无法实现、我们的欲求得不到满足——并非所有缘由都出于我们、而出于社会。正义的践行需要强制力,唯一合法的执行力来自国家、唯一合法的执行原则来自道德——我们可以断言,只有一个以道德为原则的国家才能够真正地消除原始罪恶的存在,即消除我们由于各种非己因素所导致的不公。


于是,纪伯伦在最后一句道出了真理:

“…你们不能把至公与不公,至善与不善分开;

因为他们一齐站在太阳面前,如同织在一起的黑线和白线,

黑线断了的时候,织工就要视察整块的布,也要察看那机杼。”

唯有那机杼能够权衡黒与白、唯有那机杼能够磨平二者之间的沟壑,而离开了机杼谈罪与无罪、谈黑白的区分就显得十分可笑而无理了。


210421

摘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福山

“正是霍布斯和洛克思想中的这种基于自我保存或舒适的自我保存的道德优先性,让我们感到不满…

自由社会并不为其公民设定任何积极的目标,也不把某种生活方式设定为更优越或更可欲的生活方式。”

而正因如此,当人们意识不到存在一个超出自我保存的欲求时、或者说、那种寻求被承认的欲求被囊括在自我保存这一前提之下的时候;人们的自由就会显得茫然而无所求,他们只能出于惯性继续用那些保存自身的资料以填充因生产效率提升而产生的空闲。因此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倘若采取洛克式的社会理论,那么社会就将进入停滞。没有新的创造力和新的社会建构、每个人所欲求的无非是尽可能地保全自己——他们不关心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他人福利,他们只想要更高的工资、更多的休假、更好的医疗与教育、更便捷的交通。

他们无法欲求除此之外的他物、他们就是“最后的人”。

“自由民主制下的典型公民是一种“最后的人”,他们由于受到现代自由主义奠基人的驯化,为了舒适的自我保存而放弃自己的优越加值的自豪信念。自由民主造就了“没有胸膛的人”,有欲望和理性却没有激情,这种人精于盘算长远的自利,千方百计来满足一大堆琐碎的欲求。”


210422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我们既不能渴求一个终极关怀的上帝存在,也不能证伪上帝以一自然科学的绝对形式存在。永恒者的无尽轮回无论以我们的感性倾向还是以绝对的数理逻辑而言都是可能的,我们的行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同样重复着历史、以一种更高的层次而言。在无数次宇宙的毁灭与再生之间、无数个我们的世界存在、必然存在无数与我们相同的世界。

蝴蝶扇动翅膀引起飓风、飓风终将消散、静待另一只相同者;洋流一去不复返、可总依循着相同的轨迹流淌;死者终将复归、但却是以相同的方式复归;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业已存在的、也是即将到来的。

倘若存在拯救,那必然有力量使全部的我们得以拯救,解救所有的相同者。

我们的过去与未来看似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无法从泥土与砂石里复原数千年前人们的语言、行为和生活细节;我们也无法得知下一秒的未来会如何进行、看似任何一种准确的预言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依旧能够设想、并且这一种设想是完全可能且符合我们的理性的。从目的论上而言、所有可能性在结束的一瞬间凝固成单一的结局、却也在同时展开了无数的可能性——这是我们的自由的来源;从因果上来说、所有可能性展开的同时却坍缩成唯一的结局——这是自然科学的来源。

我们以一个注定的结局生存、那是无数过去的宇宙的回声;我们同时以一个崭新的姿态生活、那是出于我们的自由的生活,随之产生的是无数的未来——无数与我们相同的未来。

相同,而不是相似。那是与我们完全相同的人、与我们完全相同的生活。



210424

“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的身体和(或)精神距离的增加超过了道德自抑发挥作用的程度;它抹杀了行为的道德意义,因而预先避免了个人所持的道德正当标准与行为的社会后果不道德性之间的一切冲突。”——《现代性与大屠杀》

我们的自身思想被掩盖在他人的意见与世界复杂的表象之下:我们从未确切地认识到世界的本原——而这一点从我们脱离原始走向文明的时候就已开始。

工具,毫无疑问拓展了人的实践空间、却也毫无疑问地使人被“中介化”——人们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因果性。我用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生成一个结果。尽管看似十分清晰的逻辑在实践中却显得十分模糊。

当我们保存工具时、意味着我们脱离了动物迈入了人的领域(从邓晓芒的观点来谈确实如此),但同时也意味着人不再是自然的人、而是“始终”依赖于工具的人。


文化孤岛

我们所以发生的故事都是封闭的,就好像住在一间没有窗子的房子里。我们并不了解我们的邻居、我们也不清楚他们与我们有什么干系、我们只是单纯地关起门来过自己的生活:以前如此、未来如此。

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史诗、因为没有冒险和冲突;没有丰厚的典籍与记忆、因为那些东西一向是被视作不可信的;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确切可靠的精神、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精神——我们只有琐碎的功利主义思想。

我们的世界并不属于整个世界,我们看似富有的世界实则穷困潦倒: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留存着我们过去的记录、没有任何一个未来向我们展开。我们是满足的、却也是最穷困的;我们是团结的、却也是最孤独的。

我们总是处在一个被忽视的地位、被视作无关紧要的部分——不是指一切我们能够明确地摸到的东西、而是那些我们摸不到的东西。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最大的孤岛上生活。

我们必须为我们民族的未来寻得一条路径,我们必须避免那种早在公元前就已存在的现实:即我们并不属于那一个世界。我们不属于巴比伦、不属于幼发拉底、不属于拉丁美洲,我们的语言、文化和道德与他们没有通约可言。

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并且竭力地抵抗这种可能——我们的子孙将会同我们一样处于这种孤独的境遇之中。

最大的孤独不是寻获不到自己的历史,而是当你发现构成你的一切与你的历史完全无干——这种孤独会撕裂人,把人分裂成两半。

我们需要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不仅仅指我们当下的时间,而包括形成这一世界的历史与未来。


210425

“就在我们回忆起某段往事之后几个小时内,在它重新储存为长期记忆以前,这段记忆可能发生变化…

过去的痕迹会被新的情境所取代。我们清晰地回忆起事件发生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却不是往事,而是这个最近的记忆。”——《时间的律动》阿梅森

我们的记忆绝非僵死的、固定的回忆,而是带有生命力的河流,正如柏格森的观点:“在时间的长河中,过去和现在都与意识和记忆不可分离。”


210426

“他对我说“我一个人的回忆抵得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人回忆的总和。”又说:“我睡觉时就像你们清醒时一样。”天将亮时,他说“我的记忆正如垃圾倾倒场。”

…我们不能忘记,富内斯几乎不会进行一般的、纯理论的思维…他是大千世界孤独而清醒的旁观者,立竿见影,并且几乎难以容忍的精确…

思维是忘却差异,是归纳,是抽象化。在富内斯的满坑满谷的世界里有的只是伸手可及的细节。”——《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博尔赫斯

“这样的记忆会占据我们生命的绝大部分,而在我们回忆过去的岁月时,我们也同时失去了在重复之外体验新事物的机会。”——《时间的律动》阿梅森


谈文字中的思想

“两种截然相反的哲学思想往往一起折磨着作家的思想。其中一个说“世界并不存在,只存在语言。”而另一个说“共同的语言没有任何意义,世界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文字世界与非文字世界》卡尔维诺

作为前者的普遍观点就是: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全部描述从不超出我们思想、而我们思想也不超出我们语言的界限——于是我们会发现我们身处的世界是一个语言化的世界、即使是意象和象征性的事物也能通过诗性语言进行诠释。

“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一个在开始存在之前就已经被解读的世界中。”

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关于世界的全部认知都是中介化的,我们总是被迫地先接受关于一个事物的观点和意见、之后才可能艰难地进入事物本身。正如卡尔维诺所说:“这个世界包裹着一层厚厚的由各类话题制成的痂皮。”

而对于后者来说,世界就是一个个零碎的表象、而且这一表象是个人化的:我眼中的一个苹果怎么能和他人眼中的苹果相同呢?这一观点隐含了一个原则:即我们感知的所有表象都是带有感性色彩的——生活中一件使用多年的事物于使用者和他人而言意义是不同的;并且我们甚至可以指出、这个事物对于五年前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的意义也不相同。

“人不能两次踏进一条河流。”——赫拉克里特

斗转星移,万古长新。


无题1

我们的生活满是各种成见、永远矛盾的议题、令人痛苦的窘迫和无以言表的烦闷;没有绝对的理念存在、没有纯粹精神意义上的爱情、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生活难题的原则。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矛盾里:人们愈是想要弄懂生活的本质就越发陷入痛苦之中、愈是被悲惨生活折磨的人就愈是想要参悟生活的哲理。


无题2

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单调的堆砌、而具有一种延展性:它把我们幼稚的童年、不愉快的日子和令人记忆深刻的片段全部稀释、拉长、延展——使记忆不再举足轻重、使人的固执与不可妥协的执拗得以缓解。

与此同时、新的记忆将要介入;我们稀释回忆、目的在于为这些新的记忆腾出地盘。但倘若我们并没有任何值得怀念的新的回忆、值得感动的事情、值得铭记的激情,那么这种遗忘只是单纯地稀释了我们的记忆、稀释了我们作为个体独有的那一部分,只是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平淡无聊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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